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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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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报纸名称:衢州日报

东南儒学走廊的文化影响

日期: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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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04版:人文周刊|地理       上一篇    下一篇

  俊兵 静静 贤洋

  中国东南儒学走廊历经三次高峰,每一次高峰,都有衢州的历史性贡献。衢州是这条儒学走廊的地理中心,处于浙、赣、闽、皖、湘五省的“Y”形文化传播通道的核心位置;衢州的南孔文化是这条儒学走廊的重要呈现,她记录着朱熹讲学、阳明悟道、习近平文化思想熠熠生辉的文化脉动。

  东南儒学走廊这一文化现象,对经济教育美食产生了丰富的文化影响,明清十大商帮中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等4个商帮沿路分布;书院教育更是鼎盛,名震古今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武夷精舍、包山书院、柯山书院等依次排列;饮食上,贵州的干辣、湖南的酸辣、江西的咸辣、衢州的鲜辣、龙游的甜辣,展现了辣味在这一走廊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地域特色。

  一

  当我们看到“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遍地龙游”这些明清时谚的时候,首先感慨的是,一个商人群体要把生意做到多大的规模,才会在史书上留下这只言片语;其次感慨的是,我们会发现这些名噪一时的商帮,都沿着东南儒学走廊排布。

  文化是商帮兴盛的内因。有新的文化思想,就会产生新的商业表现;而新的商业行为,又滋养并壮大着文化。南宋以来,浙江的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皆奉行“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理念,在事功思想影响下,形成了浙江商人重商务实的特点。何志毅、王贤斌主编的《闽商史研究》指出:“闽商深受朱熹理学的影响,强调节俭、勤劳、守信、尚义等传统美德。”韩永学提出:“龙游商人骨子里有一种昂扬向上、勇于开拓的精神,他们不由天,不宿命,不知足,突出主体的独立性、商人的自主性”,认为这种开拓求实的精神是龙游商帮发展的原动力。

  商帮是文化内涵的具象。一是儒家重信守诺文化价值通过商帮的商业行为放大影响。商人重利,儒家重义,义利之间应该存在“以义取利”的巨大空间。陈学文在《称雄于明清的龙游商帮》一文中讲:“龙游商帮由于文化水平较高、素质较好,一旦财有所聚,就愿为社会做贡献……于今天发展市场经济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一个商帮要想成为现象级的商业现象,必须要有持续稳固的价值观引领,既重视“义”,也不回避“利”,形成和两者关系融合的文化价值体系。二是儒家和合文化理念通过商帮之间合作共赢开拓更大市场。商人是交流逐利的,在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商帮之间的竞争会陷入“此消彼长”的境况,唯有合作做大蛋糕,才可分到更多蛋糕。比如龙游商帮和江右商帮一起合作,远赴滇缅边陲姚安,进行垦荒经商的西部大开发,获利后在姚安兴建义学,反哺当地。三是儒家的思想智慧通过商帮商路的传播扩大影响。如龙游商帮以造纸业、刻书业为主导产业,书商童珮刻印《徐侍郎集》《杨盈川集》等书,向外传播儒家文化。

  二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南宋诗人曾几笔下的三衢古道,不仅印刻着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王阳明等历代大儒的行迹之路,更串联起书院、精舍、讲舍等学术殿堂的思想脉络,共同构筑起东南儒学传播与创新的文化体系。

  书院为体,儒学之用显于形。作为物质载体,书院的布局即儒学精神的具象表达。如白鹿洞书院讲堂居中,祠堂分列两侧,昭示“尊师重道”的礼制核心;藏书楼庋藏典籍,斋舍供士子研读,承载“格物致知”的治学功能。而书院的核心是儒学思想理念和学术自主精神,如朱熹在武夷精舍手订学规,将“穷理正心”的理学思想凝练为教学准则,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辩论与深入探究。正是这些精心构筑的书院,以空间、功能、制度三位一体的整合模式,为儒学的系统性传播、深入研讨与躬身实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依托和精神场域,这一个个书院更是标定了东南儒学走廊的学术高地。

  儒学为魂,书院之形注以神。书院绝非空洞建筑,其生命力源于儒学思想的活水滋养。朱熹与吕祖谦等人的“三衢之会”,让包山书院从普通讲学场所跃升为标志性学术圣地;王阳明心学传入衢州,与当地深厚的朱学传统激荡交融,催生独特的学术新风,衢州士绅为王阳明先生和朱熹、吕祖谦、张栻建立“四贤祠”;而南孔文化的深厚浸润,则推动衢州府学书院将礼制精神融入地方教化。得益于儒学思想本身的不断演进、丰富与碰撞,书院方能从唐初的藏书之所,发展为两宋的制度化文教中心,再到明清时期兼具学术传承与社会治理功能的“乡约讲会”,完成从文化设施到文治中心的华丽蜕变。

  三  

  饮食是地域文化的味觉表达,“江西小炒”“长沙臭豆腐”“龙游发糕”等美食与儒学文化圈紧密交织,儒学的伦理秩序塑造了一方饮食的文化肌理,而饮食的地道风味恰似一条无形的线,串联起东南儒学走廊的烟火气息。

  以礼制食,儒学之道化于味。东南饮食的形制与礼仪,处处折射儒家的伦理纲常,将抽象的学术思想具象于日常饮食之中。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推崇“粗茶淡饭”以修身,彰显了其理学核心思想“存天理,灭人欲”的追求;徽州“八仙桌”的座次排列使伦理秩序得以具象化,暗合“长幼有序”的礼制,展现出儒家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深层规训;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强调“戒苟且”,将儒学“克己修身”的哲学注入杯盘碗盏之间,一箸一匙皆是文化的积淀。

  食以载道,饮食之制通于理。东南肴馔的流变与传播,始终伴随着儒学的思想脉络,使日常饮食成为道德教化的载体。浙江甜味的包容性暗含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追求味觉的平衡与和谐;湖南的辣味则如同湖湘理学般热烈张扬,彰显着“知行合一”的务实精神,正如对真理的直探本质;衢州特色美食“三头一掌”看似与儒家“食不厌精”相悖,实则体现了“礼下庶人”的理念,使高深的礼制思想以平民化的方式融入市井生活。龙游发糕“年年发 步步高”的寓意,恰应“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通过食物的象征意义激励人们追求上进。这些舌尖上的儒学密码,让圣贤之道在人间烟火中绵延不绝。

  回望历史,眺望东南儒学走廊,商帮与儒学交融互进、书院与儒学共生共荣、美食与儒学有机链接,文化的影响在于润物无声、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她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儒学从不囿于庙堂之高,它在商人的行旅中生生不息,在书院的讲堂内孜孜不倦,在食客的饮宴中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