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文
当我接触杜立特行动这一事件时，所有的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我在江西鄱阳的朗埠村见到过两位95岁的老人，而在1942年的那个清晨，他们只是挤在人堆里看热闹的孩子。如果我行动得更早一些，也许能够与那些当事人面对面，但我所能得到的，恐怕也将是一些散碎的片段和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传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事件沉入水底。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那场大营救给很多参与者带来的，可能都是负面的东西。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愿谈及此事，甚至希望将它从记忆中抹掉。
但我还是渴望走到那些地方，亲眼看看此时的此地。2024年秋冬之间，我租了一辆车，从南昌经上饶到达衢州，中间还向北到达皖南；这是一条重要线路，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另一条重要线路是从浙江鄞州，经象山、三门到临海，这里曾经有过惊心动魄，有过伤亡和被捕。
在临海恩泽医局，我看到了陈慎言的全部档案，其中有一份写于1952年的材料，叙述了他赴美学习的经过。我发现，在最后一页纸的边角上，陈慎言写下了“事如云烟了无痕”这7个字，字写得很小很小。那两天，我一直在琢磨他写这句话时的心态。
在上饶广信区，我见到了营救过4号机机长霍尔斯特罗姆的甲长韩成龙的儿子。根据霍尔斯特罗姆本人的叙述，他在绵羊关遭到过土匪的抢劫。从土匪窝到韩成龙的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再也无法得知了。连韩成龙的名字，也仅仅留存于历史学家罗时平先生的笔记本上。
当我行走于浙赣皖闽的山水之间时，我浮想联翩。我意识到，虽然英雄们已经离去，但他们曾经守护的山河依然完整、清晰地存在着。这是曾经深陷苦难的土地，这是英雄们流过鲜血的土地；这里曾经野兽横行，也遍布着慈悲和善良。正因如此，我把书名确定为《英雄山河》。
杜立特行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轰炸的策划、组织和实施，第二阶段是中国军民的营救和安全转移。如果突袭队的轰炸机在东京上空被击落，这并不在意料之外，但如果在他们抵达中国之后机毁人亡，或大部分人被日军抓获，则这一行动将会大为失色，可以用“失败”来形容。第二阶段的意义十分重大。
衢州作为突袭队员约定的降落点和集合地，在第二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把这部纪实文学的副标题确定为“1942年的衢州之约”。
在写作《英雄山河——1942年的衢州之约》的过程中，我读了一些书籍。在《东京上空30秒》之后，美国陆续出版了十几种相关的图书。空军上校卡罗尔·格林斯一个人就写了5本，包括《杜立特突袭队员们》《杜立特突袭》和《四个回家的人》等，其他著作还有詹姆斯·梅林的《轰炸东京》，都安·舒尔茨的《杜立特突袭》，詹姆斯·斯科特的《轰炸东京——1942，美国人的珍珠港复仇之战》，克雷格·尼尔森的《最初的英雄》等。还有两部传记，一部是关于杜立特的，一部是关于德谢泽的。但至今翻译成中文的，只有《东京上空30秒》和《轰炸东京——1942，美国人的珍珠港复仇之战》两种。
所有这些著作，其基本素材除了档案和解密文件外，大部分来源于突袭队员们的报告、回忆和日记。这些著作，除了《东京上空30秒》外，很少叙述中国军民的营救过程，即使有也是支离破碎，错漏百出。这既是“白人至上”和“西方中心”意识的傲慢体现，也源于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差异。无数中国军民参与了那场大营救，但在美国人的笔下，我们能找见的只有陈慎言、朱学三、刘同声等几个人的名字，几个人的共同点是会说英语，能够和飞行员对话。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完整地还原那场大营救，尤其是民间行动的全过程。文学创作最重视场景和细节，但往往最容易为大众遗忘的就是场景和细节。
纪实文学与历史和新闻报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叙事艺术的真实重构，它可以使用视觉的诗学选择（如“限知视觉”）和时空的蒙太奇（多声部效果）等多种手法。二是语言的美学追求，比如，细节的象征化处理、文体越界等，均是增强文字张力的有效手段。三是赋予人物和事件以人文的深度。
美国作家、《冷血》的作者杜鲁门·卡波蒂如是说：“真正的艺术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谎，而在于你如何说出真相。”
我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叙说故事，而不是臆造故事，我认为自己做到了。之前所有关于杜立特行动的著作，都是非文学的，我尝试着去赋予它以“文学意义”，同时尽力去增强文字的张力。
在内容上，我以中国因素为主，更多地呈现中国场景和对话，而对轰炸东京本身不做过多的叙述。为方便对这一事件所知甚少的读者阅读，我列出了一个《杜立特行动大事记》。
查找资料很不容易。我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很多当年的报刊，发现关于轰炸东京的报道并不多，涉及中国军民营救的报道，更是一篇也找不到。
幸好各地档案馆所存民国资料并未尽毁，幸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搜寻者和研究者，他们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衢州杜立特行动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郑伟勇先生，30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杜立特行动，他几乎走遍了每一个坠机点，收集了大量的实物和第一手资料。他拥有所有突袭队员的日记和回忆录。每当我产生疑问时，总能从他那里得到答案。他撰写的《非常营救——衢州与杜立特突袭行动》，内容翔实而又准确。本书中“在汪村的日子里”等篇章，即主要来自郑伟勇的叙述。
罗时平先生，历史学家，上饶市委党校原副校长。他撰写过多篇有关文章，对上饶境内坠机和营救的情况，他了如指掌。他陪同我走进五府山、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旧址皂头镇和玉山机场等地。在本书完稿之际，我请罗教授审读了有关江西的篇章，他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王国林，浙江农业大学教授。我曾经冒雨前往他在临安的寓所去拜访他，通过对话，受益匪浅。王教授的《1942：轰炸东京》初版于2002年，已经印了第二版。王教授精通英语，在写作《1942：轰炸东京》时，他主要参考了6本英文著作。
但从书中看，他本人也收集、整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他告诉我，关于坠落于南昌的16号机和飞行员被捕的情况，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南昌县档案馆查找到资料。
三门县的专家章宏晓先生。早在2015年，他便组织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大义无疆》。他向我提供了很多有关7号机和15号机的珍贵材料。他本人也正在撰写一部反映浙东地区营救美国飞行员的纪实文学作品。
美国人的著作，我较多地参考了詹姆斯·斯科特的《轰炸东京——1942，美国人的珍珠港复仇之战》和克雷格·尼尔森的《最初的英雄》。
在采访过程中，我得到了各地宣传部、文旅局、档案馆和乡村干部们的支持和帮助。
光明日报社地方记者站的同事——浙江站的严红枫、陆健，江西站的胡晓军、李玉兰，安徽站的常河，福建站的高建进，都为我的采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此，我向所有支持过我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特别要感谢衢州市。作为杜立特行动的主要“节点”之一，衢州市所做的工作有目共睹。早在2016年，衢州即建起了第一个杜立特行动纪念设施——位于江山市保安乡的“中美联手抗日纪念馆”。2018年，衢州又建起了经中美双方共同认证的杜立特行动纪念馆，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旧金山演讲时向美国友人做了介绍。而衢州市与美国雷德温市，则缔结为友好城市。杜立特行动，通过衢州的努力，已经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和桥梁之一。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一背景下，讲好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意义重大。2024年初，衢州市委宣传部和我联系，希望能用文字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我们不谋而合。这是一个有关勇气、牺牲和友谊的故事，它将深刻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和美国人。
作为一位普通的作者，能为此尽一点绵薄之力，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