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透过战争的硝烟回望历史，中国军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在血与火中淬炼而成的抗战精神犹如一座丰碑，闪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抗战期间，衢州曾深受日军荼毒。日军除了不断地空袭军事目标和平民之外，还发动了联合国公约禁止的细菌战、毒气战等，惨无人道的暴行令衢州军民深受其害，80多年后，细菌战留在衢州百姓身上的创伤仍未愈合，烂脚病人及其遗属一代接一代控诉着日军的罪行。
胜利来之不易，历史不容遗忘。日军早在出动部队之前，提前半个世纪，就已在中国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隐秘的战争中打前站的，是一支由商人、学者、旅人、浪人、外交官组成的“影子部队”，他们打着考察、游学、经商的幌子，在中华大地上四处游走，实地搜集情报，为日军制定对华作战计划提供基础资料。
谋之深： 两度修订的《浙江省兵要地志》
“兵要地志是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记述和评价的一种军事资料”。这是中国兵要地志专家沈克尼对兵要地志的定义。军队作战前，先行研究一地的山川地貌、城镇道路、水文气象、防御设施、粮秣供应、民情风俗等，才能知己知彼，用兵出奇。
1871年，日本兵部省已设立陆军参谋局，编辑兵要地志及掌管谍报事宜。据沈克尼的研究，日本早在1891年就在陆军大学中开设兵要地理课。20世纪初，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唐继尧等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为中国军队带回了各类操典、教范，唯独没有兵要地志类教材，因为这是在日本陆军大学才教授的课程。而国民党陆军大学要等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回来后才开设兵要地理课。1924年，日本陆军大学第一学年的兵要地学教官是板垣征四郎，曾任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兵要地志中国班班长。侵华战争前夕，本庄繁、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都曾担任过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这些熟知中国军事地理的校官全部得到提拔，升任成为将官。
日军参谋本部和大本营陆军部，每年都要修订对中国的作战计划，而兵要地志是其修订对中国作战计划的基础。笔者搜集到的《浙江省兵要地志》，系1929年（昭和四年）3月，由日军参谋部制作出版，保密级别为“军事机密”。据前言可知，这部《浙江省兵要地志》是在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版《浙江省兵要地志》基础上修订完成的。1912年，清朝覆灭，民国改元，日军参谋本部就已完成对整个浙江的用兵观察。而此前，日军于1874年占领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在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图谋之前，日军早已对中国制定了用兵计划，而调查出版包括《浙江省兵要地志》在内的中国各省兵要地志，就是其用兵前奏。
两个版本的《浙江省兵要地志》时隔17年。为了对《浙江省兵要地志》内容进一步更新，1928年秋天，日军参谋本部专门派员以旅行名义到浙江实地侦察，汇集情报资料，并参考《中支那航空地志》——日军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航空侦察资料编辑的专门地志，对1912年版《浙江省兵要地志》进行了全面修订。
1929年版《浙江省兵要地志》共20余万字，从地形、物产、交通、通信、人文社会等方面详述浙江省战略价值，附浙江省主要都市一览表，列出户口、面积、军队宿营能力、饮水、燃料、物资、特种设施（城墙）、交通、街衢情况。
其详细程度令人细思极恐——山地标明形势土质，道路桥梁标明石构或木构，村庄统计户数人口、牲畜数量，城镇考察宿营条件，城墙图示长宽高、城门数量。
《浙江省兵要地志》对衢州及下辖县有如下记载：
衢州人口5000户，3万人，宿营能力兵3000人，马200头。衢州城壁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600米，高约4米，厚3.5米。上方（指女墙）高约1.7米，设六个城门。此外对河床宽度、水深等都有测量。
开化城壁，东、西、南北各1200米，高6米，厚5米，城壁跨部分山腹。开化300户，商店90户，约2000名宿营。华埠街500户，商店360户，约3500名宿营。
常山2000户，1万人。城壁不正、多角形，高约3.5米，厚约3米，局部5米，（城）壁上高约1.7米。
江山城壁东西约800米，南北约1600米，高约4米，厚约2—3米。
上述记载体现了重要的军事价值，也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史料，据此可大略了解1928年衢州及辖县的人口数量、商户数量等经济指标，以及城墙的尺度。
谋之久：
仁丹商人的广告牌
兵要地志的编辑出版及更新，离不开持续搜集文献资料和派员现场侦察测量。从20世纪初以来日军参谋本部、外务省、驻杭领事馆的一系列报告里，可以明了日本侵华图谋用心之深、历时之久。
1907（明治三十九）年4月20日，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时事摘要》第七号，对浙江清军编练情况作了调查，“步兵一旅团编成准备，武备练军约八百名，武备小队约一百五十名，省防军约一千四百名，以上驻在杭州”，“精胜军约七百五十名，驻在衢州”。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是专门负责情报的部门，其高度关注清军推行军事改革的新政，对浙江军队裁汰老弱，实行新式操练，驻防地调动作了摘要报告，并指出浙江的这支常备军还未培养出炮工辎重队军官。
除了清军军队动态，铁路因其战略作用，相关建设情况也是关注的重点。当期《时事摘要》还对浙江铁道第一期线，即江干（杭州南门外）——湖墅（杭州北门外）启动测量和资金筹备情况作了报告。1905年，商办浙江铁路公司成立，始建于1906年的江墅铁路，是由该公司建设的浙江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全长16公里多。民国初年，浙赣两省联合筹建（浙赣）铁路，江西督军李烈钧和浙江代表汤寿潜签订了合约。浙江铁路公司成立常玉铁路公司，并发表《杭衢路劝股说贴》，制定了具体的线路计划。除军方外，日本外务省也对浙赣两省铁路建设动态予以关注并做了详细调查。1912年4月18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芳泽谦吉将常（山）玉（山）铁路建设相关情况形成报告发给外务大臣牧野，内有江西《大江日报》刊发的《浙赣常玉路约》，以及《浙赣常玉铁路有限公司暂定章程》《浙赣常玉铁路工事说略》全文。其规划中，常山三里滩至玉山三里街75里，常山大南门外和玉山三里街各设一个车站。1929年版的《浙江省兵要地志》中附有浙江省铁路图，图中浙赣线走向仍标注为杭州经建德、衢县至常山，迄于玉山（即规划中的北线——杭常铁路），应该是1928年的资料。实际上1929年夏初，浙贛线已改为南线，由衢县经江山至玉山，即通称的杭江铁路。
1908年，日本驻杭州领事馆派员，沿钱塘江对富阳、桐庐、兰溪、金华、龙游、衢州等进行“考察”，并拍摄照片25幅。这并非一般的旅行考察，日本领事馆人员关注的兴趣点不在风景名胜，从考察报告内附照片看，涉及各种民船、主要桥梁、府治县城制高点和全景，塔和桥梁作为城市地标，在军事上价值较高，频频出现在镜头中，其用意不言而喻。
1911年9月初，日本株式会社东亚公司上海支店小杉吉弥及杭州丸三药房松本繁，由杭州动身，溯钱塘江而上，赴富阳、桐庐、兰溪、金华、龙游、衢州等地，随带薄铁皮制及纸印广告牌，在各处张贴，至12月下旬回到杭州。衢县知事获悉后，派警局将所有日商仁丹广告牌清除，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外交事件。1912年2月3日，日本驻杭州领事馆深泽暹向浙江都督朱瑞发函，诉衢县等地拔除仁丹广告牌，并称仁丹有毒严令中国店铺不得销售，损害了日商利益。同时声明日商并未违反外国商人不得在内地租地设店营业的规定，要求恢复广告，取消禁销仁丹的命令。朱瑞随后复函，声明衢县知事电称日商松本繁要求租地劝阻不听，并擅自在大西门外德坪坝插竖木牌，德坪坝因水毁在修复中，民工见状大哗，担心滋生事端，即令松本繁自行拆除。因松本繁已往他处，由县里代为撤除。衢县知事楼守光下令拔除日商仁丹广告事件，不排除是为了防范日商以经商为名实施军事侦察。兵者，诡道也，日本军方常借助本国在华外交、经商、旅行、考察人员为其搜集重要情报，日军参谋部1912年编辑出版的《浙江省兵要地志》，离不开上述人员的侦察活动。
1933年11月7日，日本驻杭州领事馆一份内部文件中，对杭江铁路建设进度作了详细报告，并分析杭州至玉山铁路贯通后，除经济价值外，对国民党军快速输送部队，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有极大的军事价值。同时对风传衢县郊外烂柯山机场将作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分校一事也有提及。此报告附有一张《杭江铁路略图》，以实线标注杭州至江山段，以虚线标注在建的江山至玉山段。11月30日，日军上海海军特务机关（海军特种情报局）以《申情报第一三号》的名义转发驻杭领事馆报告，送达对象为“军令部、海军省、三舰队、十三战队、驻满海军部、海军陆战队、支那各地武官”，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谋之亟：
一张《钱塘江水路调查图》
日本侵华图谋已久，煞费苦心，各类涉华兵要地志不可胜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民情各异，还有许多地方日军情报人员未曾涉足调查，只能在搜集整理各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草草成册，内容不堪实用。日军侵华期间，因军事急需，不时在占领区派员实地作各类测量调查，弥补原有兵要地志的不足。
《中国城郭概要》就是其中一例。1940年，侵华日军“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刊行了《中国城郭概要》，编著者为时任华北日军参谋部助理石割平造。该书共收录中国长江、黄河流域100座城市概要图，“全都以1：10000的平面图正确标示城门的位置、城内主要街道的走向、城墙的壕沟和护城河以及桥梁位置等——标示尤为详细的是城门结构、城墙厚度和护城河的深度，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出于军事目的的需要。”石割平造为陆军士官学校第17期学员，比冈村宁次晚一期，后毕业于陆军大学，与东条英机为同级陆军士官毕业，为此书撰写序言的“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为其陆军大学校第二十八期同窗。石割平造在派驻中国之前，是陆军筑城部本部《日本城郭史资料》编辑委员之一，有深厚的专业背景。1938年，石割平造应召入伍，次年任华北日军参谋部助理，他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用两年左右时间时完成了这部专著。遗憾的是，石割平造的书中，浙江只录入沿海四座城市，衢州不在内。但是，从最近发现的一批侵华日军航空队和浙赣战役日军的作战报告中，我们仍可以看到相当数量衢州城和衢州机场的手绘图，为抗战期间衢州的军事功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942年7至8月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攻占钱塘江沿线各城市后，立即派员对整个钱塘江进行了测绘，印制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钱塘江水路调查图》，标明桥梁、渡口、水坝闸口使用及破坏情况，浅滩、水深、流速，附近铁路、公路、山地制高点等，特别是衢江两岸是否有绝壁、岩石突出部，水浅处深度多少、能否徒步涉水都有详细测量和标注，供部队使用。1942年10月，日军根据勘察结果，又形成《金华江水道状况》和《江山港水道状况》等报告，报告中对航道的经济社会价值进行了分析，对两岸和江中地质作详细考察，同时从气象角度对航道影响作了分析，并附有一组照片。
同年10月，日本陆军部还调查制作了《浙江省民船种类及分布状态调查表》，对沿海、内河所有民船船型、数量、用途、航线、载客（货）量做了详细调查，其中航行于钱塘江上的江山船，标明客货两用，大型载量700担，中型载量400担，小型载量280担。日军对整个衢州范围民用船只数量作了统计，江山有船57艘，龙游有船149艘，樟树（潭）88艘，衢州332艘，常山三里滩码头109艘，小东门码头10艘，东门外码头800艘。如此精细的调查，为日军军队侵衢的后勤运输保障提供了基础情报。
兵者，国之大事也。“府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掣闽粤之喉吭，通宣歙之声势，东南有事，此其必争之地也。《图经》云：衢州川陆所会，四通五达，江浙闽广之所辐辏，守两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与敌也。争两浙而不争衢州，是以命与敌也。”清代史家顾祖禹，对衢州的战略地位、军镇功能作出了精辟的概括。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这个起点，透过百年历史文献回顾往昔，我们更能深刻地感受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更能体会衢州在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这是研究兵要地志、善用兵要地志的意义，也是历史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