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韬 文/图
衢州城区内曾有两座城隍庙，一是府山上的衢州府城隍庙，一是原醋坊巷的西安县城隍庙，遗憾的是，这两座城隍庙现只留有故址供人凭吊。衢州城内有城隍庙的历史，至少已有千年，伴随的城隍信仰也源远流长，既有城隍神显灵，为西安县民女方氏平反冤案的诸多传说；也有新官上任祭城隍、官员每月朔望参拜城隍的朝廷典制；更有每年城隍出祭厉坛的民间习俗，也称“三巡会”，其中清明节出祭活动最为隆重、热闹，很多老人至今还常常说起儿时的见闻，记忆犹新。
然而，奇怪的是，衢州城隍庙历史悠久，修缮频繁，时常祭祀，但衢州府城隍神、西安县城隍神的姓名却始终含糊不清，是为第六谜。
悄悄消失的城隍庙
把“城”与“隍”两字关联起来，最早见于《周易·泰卦》：“城复于隍，勿用师。”据《说文解字》：“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所以，“城隍”本意是指城墙和无水的护城河沟。自周朝起，城隍就已演变为城池之神。
衢州从唐朝开始就一直州、县同城。衢州城内何时有城隍庙？是先有府城隍庙，还是先有县城隍庙？这些问题，都已无法考证。但是，在南宋初年，衢州城内只有一座县城隍庙，位置就在醋坊巷。此时的城隍，经过唐朝和北宋的发展，早已被道教纳入神谱，从城池这一自然神明成为人格化的神，城隍信仰已逐步在全国范围普及，正式列入国家祭典，许多城隍被赐庙额，或者加封了爵位。根据典制，绍兴年间（1131—1162），府山上新建了府城隍庙，而原县城隍庙则被废弃，城内只剩下一座府城隍庙。
元朝全面继承了宋朝的城隍信仰，并且更有甚之，在州、县城隍的基础上，还设置了省城隍、都城隍，城隍成了国家的守护神。因此，元泰定元年（1324）八月至二年（1325）五月，衢州达鲁花赤赫斯对府城隍庙进行了维修、扩建。至正初年，衢州总管再次重修了府城隍庙。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旨按都、府、州、县封各地城隍为王、公、侯、伯爵。三年，重定祭祀典制，撤销了城隍爵位，一律改称为“某府城隍”“某县城隍”，并下令各地城隍庙不得杂祭其他神灵，只能专祭城隍。在朱元璋的推动下，明朝城隍信仰盛极一时，遍及全国各地，京城和各府、州、县均建有城隍庙，甚至一些卫所和乡镇也建了城隍庙。二十四年（1391），衢州知府张士良“承制改建”，参照衢州府衙的形制、规模改建了府城隍庙。弘治三年（1490），衢州知府张俊对府城隍庙进行了修复和扩建，新建了寝殿，在两庑新增了作为城隍僚佐的阴阳司、速报司、纠察司、赏善司、罚恶司、增禄司、注寿司、功过司、良愿司、提刑司、地狱司、驱疫司等十二司雕像。隆庆五年（1571），西安县知县梁问孟认为各地府、州、县均有城隍庙，西安县没有县城隍庙，不符合朝廷的城隍祭祀典制，于是捐出自己的薪俸，发起募捐，在醋坊巷原址重建了西安县城隍庙。至此，衢州城内并有府城隍庙和县城隍庙，形成“一府两城隍”的格局。
清朝延续了明朝的城隍信仰，并进一步作了规范，比如统一了府、县两级城隍庙内的城隍塑像与配神，各地城隍庙内的楹联、匾额的内容也逐步统一起来。笔者统计了地方志的记载，有清一代，府城隍庙被修了6次、县城隍庙被修了3次。
民国时期，在革命洪流下，城隍信仰作为封建残余被官方禁止，城隍庙被破坏，城隍塑像被砸毁，与衢州相邻的安徽等省还发起了大规模的“推倒城隍神运动”。民国初年，衢州府城隍庙的寝殿、火德祠就被改为了学生宿舍，城隍神像也被毁坏。与府城隍庙相比，县城隍庙则幸运多了，于1920年再一次被重修。1928年，内政部颁布《神祠存废标准》，城隍庙被列入废止之列，正式被取缔，全国大多数城隍庙从此被改为机关、学校或军营，县城隍庙也就此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无名无姓的城隍神
城隍神在人格化后，有一部分是有名有姓、来源于真实历史的人物，各地的城隍神大多各不相同，但也存在一个人被多个地方选为城隍神的现象。各地挑选城隍神的标准各不相同，但核心都离不开“人之正直，死而为神”的古代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城隍神大多是对当地作出过突出功绩的，或者是为国家、民族和其他州县作出重大贡献的名人或官员，百姓希望“正直”“有为”之人能像生前一样造福一方。那么，衢州府、西安县的城隍神分别是谁？
衢州府城隍神：李祎？非也！
最早将“衢州府城隍神”和“李祎”放在一起记载的，当前可见的是民国《衢县志》，其载“俗传神姓李，或曰唐代首为刺史者李祎也。”那么，李祎又是何人，如何能担得起府城隍神之名？李祎（？—743），出身显贵，爷爷是隋炀帝杨广外孙、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爵封吴王的李恪。他为人孝悌，孝敬母亲，抚养弟弟李祗，并将世袭的吴王爵位让给李祇。他历经宦海沉浮，曾任山东德州、河南蔡州、四川蜀州等多地刺史，以及朔方军节度大使等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领有礼部尚书、兵部尚书职衔，以太子少师致仕。他军功卓著，是唐朝名将，创建了大名鼎鼎的禁军精锐“神武军”，率军大胜吐蕃、奚和契丹。他与衢州三度有缘，景云年间（710—712），曾任衢州刺史，开元十二年（724）封信安郡王，二十四年（736）再任衢州刺史。这样一位名人，确实有资格成为衢州府城隍神。然而，他的确不是。
其一，史无记载。衢州历代地方志、诗词文章、碑刻铭文，均未提及李祎就是衢州府城隍神。民国《衢县志》的记载，也仅仅是当时民间一部分人的猜测、自洽罢了。其二，爵位不符。南宋淳祐十年（1250），朝廷加封衢州府城隍神为康济侯。据《宋会要辑稿》载：“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故生前就已封王的李祎，自然不是仅封康济侯的衢州府城隍神。开化县城隍神也属类似情况，据笔者考证，开化县人文昭（？—879），字克明，唐乾符元年（874）任福建建州浦城县县尉，六年（880）与入境的黄巢起义军作战阵亡，被浦城和开化奉为城隍神，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封昭惠侯，后加封护国庇民镇安昭惠威灵侯。明洪武年间，县城隍神一律封伯爵，但开化县城隍神也未降爵，仍是昭惠侯。其三，没有他例。李祎虽然历官多地，但无一地有将李祎封为城隍的记载。
西安县城隍神：吕应徵？非也！
吕应徵是西安县城隍神的记载，来源于明隆庆五年（1571）郑大经撰写的《西安县重建城隍庙记》，加上民国《衢县志》记载的城隍和城隍夫人敕封诰命，可知：吕应徵，本邑人，生于西汉元狩二年（前121）三月十日辰时，夫人裴氏，生于元鼎元年（前116）七月七日申时。五凤三年（前55）四月，吕应徵被封为信安县城隍神、仁祐伯，妻裴氏为仁祐夫人，南宋绍定元年（1228）十一月，加封吕应徵为积庆仁祐伯、妻裴氏为积庆仁祐夫人。
这些记载漏洞百出。比如：“信安”之名，晋太康元年（280）才出现；元天历二年（1329）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自此起才开始封赐城隍夫人；敕封诰命“语皆骈丽，大致相同”，民国《衢县志》认为“显系后人附会”；全国各地城隍神的封号虽有不同，但大致也就分为几种类型，明朝更是将以前没有封号的城隍神统一名号，即府为威灵公、州为灵佑侯、县为显佑伯，据笔者考据，“仁祐伯”的封号却是独此一家，偏于杜撰。
故此，吕应徵为西安县城隍神的说法，不足为信。
城隍神：可以无名无姓？然也！
城隍神不一定要有名有姓、指向具体的人。事实上，有名有姓的城隍神并不多，大多数城隍神有爵而无姓名。笔者对浙江省府、县级城隍神作了统计，结果有名有姓的仅占一成多，总数不到20个。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就要说到城隍神产生的机制了。在古代，城隍神起于民间信仰，城隍神一般是由当地民间形成共识认定的，官方直接选定的是极为个别的少数。笔者梳理了江南地区55个有姓名城隍神的产生原因，几乎都是民间认同后、经官方认可并依例赐封爵位。正因为是民间选定的，没有统一的标准，故各地城隍神有的官居极品，有的只是低级官僚，有的功业影响国家、民族，有的事迹则较为普通，有云泥之别。在衢州、西安县的历史上，造福一时、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有很多，有的在生前、死后被百姓建祠庙祭祀，如赵抃祠、李遂祠、陈鹏年祠、周宣灵王庙等等，但是始终没有人入选城隍神，应该就是民间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失去了历史的契机。反观仅存在121年的盈川县，县令杨炯知名度和事迹相对突出，缺乏有力的竞争者，被民间普遍认同，而成为盈川县城隍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