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飞/文 受访者供图
钱塘江支流在龙游县塔石乡（现塔石镇）钱村的褶皱里蜿蜒，1954年秋日的一个清晨，稻花香中传来新生儿的啼哭。这个出生在普通农家的男孩不会知道，70年后，他的名字会镌刻在中法文化交流的长卷上，如同塞纳河与钱塘江共同冲刷出的文化三角洲。
人物名片
许钧，1954年生，龙游县塔石镇钱村人，现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第八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他同时也是《中华译学》的创始主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翻译学、法国文学与中法文化关系研究。已发表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350余篇，著作11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他的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及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傅雷翻译研究》等作品，在国内外翻译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十余次获国家或省级优秀成果奖。1999年，他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以表彰他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一）
许钧兄妹六人，排列第二。他从小爱读书，学习成绩优异，尤其喜欢文学。有一年插秧季，许钧放学回家就去参加生产队劳作。他将裤管卷到膝盖，脊梁弯成一张拉满的弓。每退三步插一列秧苗，藏在蓑衣里的《水浒传》就跟着晃荡。书是从镇上一位知青那里借来的，书籍开裂处还粘着杭州图书馆的标签。歇晌时，他溜到稻草垛后面，书页间忽然掉出片晒干的红枫叶。铅字在阳光下闪烁，远处传来记分员的吆喝，他慌忙把书塞进装满秧苗的竹筐，指尖还沾着油墨香。
上世纪60年代，农村生活清贫，一家人整天为吃饱肚子犯愁。灶台上永远煨着掺了萝卜丝、番薯叶的稀粥，糙米蒸腾的热气成为奢侈的风景。童年的许钧，不仅要参加生产队劳作，假期里还要跟着哥哥到10公里外的石佛大力山砍柴。有一次，月光浸透的羊肠道上，兄弟俩的草鞋碾碎满地松针。许钧记得那天的柴捆格外沉，大力山的鹧鸪在灌木丛里三声两声地催。他忽然脚底一滑，把脚崴了，脚踝剧痛难忍。哥哥只好先挑自己的柴走上百十米，把自己的柴放在路边，然后折回来再挑弟弟的柴。两个少年的剪影在盘山路上交替往复，像古老皮影戏里永不分离的连体人偶。露水打湿的麻绳在掌心洇出血痕，混着松脂凝成琥珀色的痂。羊肠小道上一程又一程，就这样，兄弟俩搀扶着一步步走回了家，这时夜已经深了。
“一定要跳出农门！”为了摆脱贫困，许钧默默在心里发誓。1970年冬季征兵，许钧被学校选拔到区征兵站协助宣传。他写的一篇篇宣传稿引起了部队征兵干部的注意，部队领导对小小年纪的许钧的思想和文笔很欣赏，经与地方部门协商，给许钧开了直征的通道，许钧顺利入伍。
入伍的许钧努力上进，表现积极，同时也挂念着家乡与父母，十分体谅家里的生活，每个月发的津贴费，除了日常的必需品，他都存起来寄给父母补贴家用。70年代初，战士每月的津贴费只有六七元，他每年要寄回家里五六十元。
（二）
16岁的许钧穿着略显宽大的军装，在浙江某陆军有线电连连部的油灯下誊写文稿。当《人民前线》刊出他参与采写的第一篇300字通讯时，泛着油墨香的铅字如同普罗米修斯的火种，点燃了这个农家少年对文字的神圣向往。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1年底，经过层层选拔，许钧被送往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学习——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傅雷翻译的《高老头》被他摩挲得卷了边，巴尔扎克笔下巴黎街巷的市声，竟与钱塘江的潮音在某个深秋的夜晚悄然重叠。
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76年，有幸被选派到法国勃列塔尼大学深造，他常在雷恩的图书馆待到闭馆钟响。透过哥特式彩窗的月光，与三四十年前傅雷在巴黎拉丁区苦读的身影遥相辉映。
1978年许钧的归国行囊中，除却艰深晦涩的现代语言学论著，更藏着将法国文学《恋人》引荐给国人的炽热情怀。
新婚之夜，他与妻子袁明在红烛下立下“五本书约”的誓言，蜜月旅途中译稿与情书齐飞的身影，恰似罗曼·罗兰笔下理想主义者的现代注脚。
（三）
1987年，当南京大学梧桐叶落满校园时，许钧开始向翻译界的珠峰发起冲击——参与翻译普鲁斯特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
这部被称作“二十世纪最难翻译的巨著”，其意识流的文字如江南梅雨般绵密，某些句子蜿蜒两三页不见句点。在翻译第四卷《索多姆与戈摩尔》时，他常为捕捉一个微妙的情态动词彻夜徘徊，案头堆叠的草稿纸里，浸透了他的心血。
1990年该书获首届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评审们惊异发现，这位与众多教授共攀高峰的译者，当年竟只是南京大学在读研究生。
正如普鲁斯特在玛德莱娜小点心滋味中重构时光，许钧在翻译中完成了对法兰西精神的解构与重生。他译笔下波伏娃《名士风流》中的巴黎沙龙，既流淌着存在主义的哲思，又氤氲着南宋临安城的文脉余韵。
（四）
世纪之交的某个秋夜，当许钧在南京大学图书馆重读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托夫》，“江声浩荡”四个字如钱塘潮水漫过心堤。
这个被学界争论半个世纪的“误译”，在他眼中恰是翻译艺术的绝佳范本——傅雷用汉语的诗性重塑了莱茵河的精魂，正如许钧以江南文脉重新诠释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时刻。
2008年傅雷百年诞辰，许钧在国家图书馆展厅抚摸《都尔的本堂神甫》手稿复印件时，突然懂得：那些反复涂改的墨迹不是犹豫的印记，而是译者在两种文明间寻找共振频率的轨迹。
他带领团队完成的《傅雷翻译研究》，不仅解开“神似论”的美学密码，更揭示出翻译作为文化重生的本质——当傅雷将《巨人三传》译作战火中的精神灯塔，许钧则在全球化语境中，将翻译升华为文明互鉴的舟楫。
（五）
2016年深秋，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五楼的研讨室里，62岁的许钧与青年学者热烈讨论。当谈到《红楼梦》英译本中“龙”的意象之争时，他说：“文化互译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而是阴阳相生的第三空间。”
这番见解，早在他处理《白杨谷》电视剧本时便已萌芽——那些法兰西谚语在他笔下既非生硬直译，亦非简单归化，而是化作江南渔歌般的韵致。
面对“不可译”与“无需译”的世纪之问，这位从田垄走向世界的译者给出了诗意的解答：在秦淮河上与法国前总理对谈时，他坚持用“long”而非“dragon”翻译龙游的图腾；当学生困惑于《追忆似水年华》某个复合过去时的译法时，他指着窗外飘落的银杏叶：“你看，这旋转的弧度里藏着法语的时态美学。”
（六）
2020年春天，许钧在家里整理旧物，泛黄的日记里夹着1976年首赴法国留学时的登机牌和居留证。从勃列塔尼到紫金港，从《月神园》到《傅雷翻译研究》，这位自称“永远在路上”的摆渡者，始终保持着农家子弟的质朴与士兵的韧劲。
他的人生之路，蕴含着“译事三昧”：一为赤子之心，在龙游方言与巴黎俚语间守护文化的本真；二为匠人之魂，将傅雷“神似论”锻造成新世纪的学术范式；三为哲人之思，在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间开垦出文化的第三维空间。
暮色中的钱塘江潮水往复冲刷堤岸，恰似许钧书房里中法典籍的私语。当世界在机器翻译的浪潮中追逐即时与效率，这位白发学者依然坚持用毛笔校注普鲁斯特翻译手稿。墨迹在宣纸上缓缓晕染，仿佛两个古老文明在月光下的共舞——这是比任何翻译理论都更动人的实践哲学，是跨越时空的精神返乡，更是中国文化自信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诗意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