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梦圆 叶菡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衢州作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板块，肩负着探索区域共富新路径的时代使命，审视衢州过去四十年从追赶迈向跨越的发展历程，社会资本理论聚焦社会网络、信任机制与共同价值观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为深入解码其共同富裕实践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透镜。
一、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衢州共同富裕的实践机制分析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衢州作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板块，其实践路径具有显著的理论解剖价值，其中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网络、信任规范与集体认知对协同发展的催化作用。
（一）结构资本：多层级组织网络与制度创新
衢州通过构建党政主导、市场联动、社会协同的立体化组织网络，打通了资源下沉与需求上达的双向通道。在制度设计层面，通过实施“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以数字化平台重构基层治理单元，将分散的行政资源整合为高效服务模块。龙游县溪口镇通过“共享食堂”“共富工坊”等微组织激活社区互助网络，使老年照料、青年就业等民生需求在网格内闭环解决。此类结构性创新不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更通过组织载体的毛细血管式渗透，实现了公共服务从“碎片供给”到“精准滴灌”的质变升级。
（二）关系资本：信任再生产与利益联结机制
衢州以信用体系建设为支点，撬动全社会信任资本增值。通过建立覆盖全市的“信安分”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将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等善行量化赋分，并与信贷优惠、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等权益挂钩，形成“德者有得”的正向激励循环。在产业领域，探索“共富公司”模式，通过情感联结与契约信任的复合作用，破解了传统产业合作中的“搭便车”困境，使经济协作网络从“熟人小圈子”扩展为“全域共同体”，夯实了共同富裕的关系基石。
（三）认知资本：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凝聚
衢州深挖“南孔圣地”文化基因，以价值共识重塑发展逻辑。一方面通过“衢州有礼”城市品牌建设，将“仁爱、诚信”等儒家伦理转化为现代市民公约，在社区开展“有礼指数”测评，推动公共精神内化；另一方面打造“乡村文化礼堂2.0”，植入“创业讲堂”“共富展示馆”等新功能，使传统文化空间成为凝聚发展共识的策源地。从文化认同到价值共识的升华，既消解了“等靠要”的被动心态，也催生了“共创共享”的主体自觉，为共富实践注入了持久精神动能。
二、社会资本转化为共富动能的瓶颈制约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社会资本虽被广泛关注与运用，但其有效转化为治理动能与发展资源仍面临一定制约，亟须在制度设计与机制优化中实现突破。
（一）结构资本易陷“政策嵌套”与“资源孤岛”
尽管各地广泛推动“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的治理网络建设，但仍存在组织体系重叠、资源配置分散、平台功能交叉的问题。一些地方治理平台强调技术逻辑胜于治理逻辑，出现“建而不用”或“用而不畅”的尴尬局面。同时，条块分割与部门分治的惯性仍然强劲，跨层级、跨区域的社会网络难以系统整合，社会参与更多停留在表层动员与项目化协作上，未能形成高黏性、强协同的治理结构。
（二）关系资本遭遇“信任流失”与“互助退化”
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信任呈现出“断裂化”倾向。现实中，城乡社区中原有的邻里互助机制逐渐弱化，公共事务中“各扫门前雪”“搭便车”问题频出，志愿服务、公益参与等依赖信任的机制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同时，制度性信用体系建设尚处在早期阶段，不少地方出现“信用工具化”“信用虚化”的倾向，个人信用难以有效与公共权益挂钩，信任的制度支撑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与规范。
（三）认知资本受制于“叙事失效”与“共识缺位”
推动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均衡，更是价值趋同。但在现实中，部分地区推进社会资本建设过程中存在“重形式、轻共识”的问题，政治理念与群众语言之间存在传播断层。比如，“共富”在不同群体眼中意义各异：有的理解为增收致富，有的则更关注公平保障。这种多元认知缺乏融合机制，导致一些基层治理项目出现“干部热、群众冷”，公共叙事未能有效转化为群众内在认同与自觉行动。此外，在传统文化、乡土伦理与现代制度之间，也亟需搭建更加包容与交融的价值桥梁，激发社会资本的价值黏合功能。
三、从社会资本到共富动能：衢州实践的治理现代化启示
衢州的共同富裕实践表明，社会资本不仅是推动市域治理的重要资源，也是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支撑力量。衢州的经验为市域共同富裕提供了诸多启示，既涉及理论创新，也涵盖实践路径和政策导向。
（一）理论创新：社会资本的动态转化机制
社会资本并非静态存量，而是一种可流动、可耦合的治理资源，其转化效率取决于结构、关系与认知三类资本之间的互动机制。衢州的实践证明，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结构资本的联动效能，能够有效促进邻里信任、组织协作，推动关系资本的生成；持续深化“衢州有礼”文化品牌建设，则在强化认知共识的同时，反过来激发居民参与治理的责任感与行动力。因此，政策制定应着眼于社会资本各要素间的动态转化路径，通过数据联通、信用激励与文化引导等方式，推动其形成协同效应，从而增强市域治理的内生动力。
（二）实践路径：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效能释放
在现实治理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并非正式制度的附属，而是兼具整合功能与治理韧性的关键力量。衢州经验表明，地方社会中蕴藏的大量实践智慧，如社会网络的调节能力、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熟人关系的互助潜力，若通过适当机制嵌入治理体系，可极大释放制度柔性与基层动能。比如“村情通+全民网格”打破信息孤岛，“两山银行”信用体系激活生态自觉，“一份常礼”品牌强化市场共识，这些案例共同证明：推进共同富裕需注重“制度双轨”运行，在制度设计中既强化制度性激励，也保留非正式资源的灵活性，并防止其演化为利益固化、组织封闭等风险因素，实现刚柔并济的治理结构。
（三）政策启示：社会资本导向的市域治理
面向未来，社会资本应成为推动市域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变量和战略抓手。在政策层面，应从三个方面系统推进：一是强化包容性设计，畅通多元主体参与路径，推动社会网络向多层次、跨领域延展，如“民生议事堂”模式通过制度化协商平台编织治理共识；二是提升协同性治理逻辑，打破条块壁垒与资源壁障，推动形成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动机制，正如衢江“五种模式”通过产业利益联结促进资源集聚与共享；三是注重长效性机制建设，通过文化润养与技术赋能持续扩容社会资本“场域”，如“龙游通”平台持续进化，为社会信任和组织动员提供数字支撑。唯有在理念上确立社会资本导向，在机制上完善积累与转化通路，才能真正推动共同富裕向深层结构拓展，实现市域社会的良性循环与协同发展。
（作者单位：龙游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