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韬
站在水亭门城楼前，往南至道前街是上营街，往北至新河沿是下营街。问起上营街、下营街的名称来历，当地人会告诉你：“这里以前是营房。”上、下营街总长600米左右，走完全程，触目所及，不是商铺、民房，便是周宣灵王庙、重建的财神殿等公共建筑，不见一处营房或军营遗迹。
那么，营房去哪儿了？是为第五谜。
宋朝： 营房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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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奥
衢州是军事战略要地，清嘉庆《西安县志》的描述很有代表性：“衢据之江上流，南北两山峭矗回互，东西二水澔汙潎洌，控荆闽之孔道，通歙睦之 途，扼吭拊背，夙称天险，诚屹然一雄镇也。”因此，衢州很早就有了驻军。
最早的驻军记载，可追溯至西汉末年。当时，衢州是中央政权守卫浙西的门户，也是中央政权势力深入越地的桥头堡。于是，在信安县城边的制高点——峥嵘山、龟峰山（现在统称府山）一带立了营寨，驻兵戍守，称“峥嵘镇”。有名可查的守将，有西汉末年的柴宏、三国东吴的郑平、西晋的陈弘。自唐武德四年（621）设置衢州起，衢州州城与信安县城合二为一，并以府山一带为核心创建了子城。在唐末之前，衢州战乱极少、比较稳定，《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卷“时二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未见衢州驻军的文献记载。在唐末至吴越国时期，因地方武装割据混战，衢州城长期驻有军队。
宋朝建立后，在军制上以“强干弱枝，内外相维”为原则，各地精锐被编为禁军，负责守卫京城和军事作战，此外还设有厢兵、乡兵、土兵、弓手和蕃兵。庆历三年（1043），山东王伦、陕西张海揭竿起义，欧阳修言起义军“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官员们纷纷上奏要求扩军，加上宋军对西夏连年作战，亟需补充兵力，于是在江浙、福建、两湖等地开始大规模征兵，共增设禁军“宣毅军”124个营。衢州城就是在此时驻扎了1个营的步军“宣毅军”，由禁军侍卫步军司管辖，设指挥使1名，兵员满额500人。熙宁三年（1070）五月，衢州城又增设厢兵步军“崇节军”、水军“采斫军”各1个营，每营兵员满额500人。
宣和二年（1120）十月，浙江睦州青溪县（今杭州淳安县）人方腊在安徽徽州歙县举兵起义。三年正月，方腊起义军攻占衢州城。四月，宋军收复衢州城，高至临出任衢州知州。高至临在任内重建了衢州城墙，并扩大了城墙的原有规模，将西城墙拓展到衢江沿岸，创置了大西门（即水亭门）、小西门两座城门。
至此，上、下营街及其周边的城市建筑格局正式形成，至今未有根本性的变化。之前的驻军，或在府山，或在府山以外的市区，或在衢江沿岸，与上、下营街的营房并无必然联系。
从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开始，衢州城驻军减编为禁军“雄略军”“威果军”各1个营。在当时的宋金交战中，禁军的主力军地位早已被“御前”诸军所取代，逐渐与厢兵、土兵同质化，变为承担治水、运输、治安等工作。衢州在宋代的税收收入较高，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浙闽赣皖间物流枢纽的区位优势，水亭门码头就是物流链条中的一个主要节点，相关的漕运管理、水面巡检、驿递事务等均由驻军派兵参与，便在水亭门周边设置了相应的工作用房，从而开启了上、下营街营房的历史。
元明： 营房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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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遵循“兵力富，而国势强；兵力耗，而国势衰”的统治思想，以武立国、治国，军队由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构成，编制则分为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和牌子四级，如有战事，则临时设置行枢密院，事后即撤销。元初，朝廷就在衢州设置了镇守保甲万户府，衢州城内常有驻兵。元末时，营房更是遍布全城，以致达到“城半驻兵”的地步，把衢州城变成了一个“大兵营”。为了驻进更多的军队，甚至将西安县衙门、县学等重要机构迁出城区，搬到大南门外。当时，上、下营街一带建造了许多营房，统称为“西营”。
元至正十九年（1359）七月，朱元璋派镇国上将军常遇春自宁越（今金华）进攻衢州。十四日，常遇春率军到达衢州城。由于城内元军众多、防守严密，加上守将宋伯颜不花颇有智谋，经过两个月的苦战，常遇春仍未攻破城池。直至九月十七日夜晚，暗中投降的行枢密院院判张斌打开小西门城门，常遇春大军才由西营等处经巷战一路攻占了衢州城。
明朝在元朝的基础上，把军制设为卫所制，分为卫、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和小旗五级。洪武三年（1370），衢州由明初的仁和卫，降为守御千户所，兵员满额1120人。
在营房设置上，继承了元时将驻军安置在城内的思路，沿着城墙内侧建造了一圈营房。按方位，分别设了四个营：东营，自东门沿城右转与南营相连，左转经菱塘与北营相连；南营，自大南门沿城右转与西营相连，左转经小南门与东营相连；西营，自水亭门沿城右转与北营相连，左转经小西门与南营相连；北营，自北门沿城右转与西营相连，左转与东营相连。同时，沿着营房还建有一圈马路，宽“一丈八尺”，即5.6米。
明朝有个特殊的军制，即把从军之家纳入军籍，编为军户，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束，并且父死子继，世代为兵，随军屯戍，住在指定卫所，若军户绝户或全家逃亡，则到其原籍征召其亲族或贴户顶替。因此，西营营房一直在饱和使用中，得以长期保留。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为了镇压擅自开矿的矿民，在衢州新增了防矿总捕都司，共有官兵1623人，全部安置在北门一带，共用房134间。以此参考，西营的营房密度也不低，居住条件并不好。
时间来到了万历年间，在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中，明军损耗巨大，衢州城驻兵也被抽调参战。比如，万历十九年（1591），日本丰臣秀吉整顿军备，加紧准备侵略中国，为防备倭寇入侵浙江，衢州城增设了威远营。二十年，因倭寇并未直接入侵中国，而是以朝鲜为跳板，朝廷便征调威远营五分之二的兵力，参加了“宁夏之役”。到了万历末年时，四个营房均已被废置，马路也大多被居民拦塞、占用，但北门的134间营房得到保留，仍在使用，并在天启二年（1622）得到修缮。废置的原因不得而知，推测应该是驻兵被抽调、军饷难以保障等原因，造成兵员大幅减少，导致营房闲置。
至此，上、下营街营房的鼎盛时期结束了。当然，这时上、下营街的名称尚未出现，仍称为西营。
清朝至民国初年： 营房之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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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以八旗兵和绿营兵为正规军，以“镇”为基本单位，设总兵1名，下分协、标、营、汛四级。其中，协设副将1名，一般以驻守地冠名，下辖2至5个营，以中、左、右、前、后营为名。
顺治三年（1646）八月二日，清军攻占衢州城后，即设置了衢州镇，下设左营、右营，共3000人驻守衢州城。六年，衢州镇降为衢协，保留了左营、右营，但兵员减为1600人。在“三藩之乱”期间，衢州地区是清军与耿精忠部作战的主要战场之一，衢州城驻兵得到加强，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衢协共有中营、左营和右营，兵员计2600人。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全国趋于平稳，朝廷开始裁军。经康熙三十五年、四十七年和雍正五年、六年四次裁减兵员，衢协驻兵降为2040人。雍正十三年（1735）闰四月，衢协重新升格为衢州镇，除原有的中营、左营、右营共2057人以外，还新增了城守营。当然，这些官兵并非全部驻在衢州城内，有的分守在衢州城郊，有的分守在西安县、龙游县、江山县、常山县和开化县，有的甚至分守在金华兰溪县，在衢州城区的兵员编制共1033人，其中中营319人、左营208人、右营219人、城守营287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同时，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嘉庆十六年（1811）间，“西营”的地名被弃用，而以水亭门为界点分成上下两段，“上营”“下营”的名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衢州城内营房的情况，从清嘉庆《西安县志》和民国《衢县志》的记载中可见一斑：主要集中在现东门街、迎和区块，以及百岁坊至南湖桥一带。其余则零星分散在城区各处，其中水亭门有营房3间，中营营口则设在上营街老天后宫，有屋2间。
宣统三年（1911）五月，衢州镇各营建制被撤销。辛亥革命后，各处营房由官产处标价公开售卖，上述水亭门和中营营口的5间房产很快就被人买走。
至此，上、下营街再无营房。
后话：自唐置衢州以来，城内除了营房，还有各类驻军衙署，以及火药局、军械局、小教场、箭道、碉堡等众多军事设施。但时至今日，除了兼具军事与防洪的城墙外，只剩下没有营房的“上营街”“下营街”两个地名，可以展现衢州这一军事重镇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探究这一谜题的意义，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