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方利军 报道组 郑晨
山高谷深，竹林叠翠，海拔650米。
柯城区七里乡桃源村隐于浙西群山之中，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那一年，桃源村的6户村民试水农家乐，吃上了“生态饭”。自此，这个偏远山村与400公里外的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20年来，桃源的乡村休闲游产业不断壮大，累计接待上海游客400多万人次，成了远近闻名的上海“后花园”，山青、水绿、民富、人乐在这里变为现实。
日前，本报记者走进这个小山村，试图透过桃源20年的岁月嬗变，触摸“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脉搏。
“靠山吃山，山穷水尽”
初夏时节，桃源深处，满山翠竹随风摇曳，七里香溪水流潺潺，阳光照射下，水面波光粼粼。
“20多年前，这儿臭气熏得坐不住人，鸭子下河能染得焦黄。”74岁的罗文竹坐在岸边的凉亭里，望着眼前的溪水出神。
同样的山村，不一样的景色。
20多年前的桃源村，生态环境是痛点。村民用山上的毛竹做腌料造土纸，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然而，一个竹腌塘三五千元的年收益背后，是鱼虾绝迹的浑浊溪水，更让桃源背负了“臭水村”的恶名。
桃源人认为，像这样的靠山吃山，山穷水尽。
2004年，深受污染之苦的桃源人痛下决心，关掉全村200多个竹腌塘，建设美丽乡村，谋求转型发展。
但转型发展并非一句轻飘的口号，当时有不少村民想不通，担心关掉竹腌塘就断了生计。
最难熬的是关掉竹腌塘的头一年，“有劳动力的青壮年都选择外出打工，村里只留了19个老人和娃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年的村支书罗太良依然感慨。
没了竹腌塘，桃源人怎么办？
绿水青山回来了，发展“美丽经济”就有了眉目，村两委从刚刚兴起的乡村休闲游里嗅到了商机：兴办农家乐！
那时，农家乐对村民来说是个陌生词。当乡里将桃源村列为农家乐试点村的消息传来，引来的是村民的疑虑，“农村人都往城里跑，谁会跑到这穷乡僻壤玩什么农家乐？”
面对质疑声，乡领导带着村干部走村访户，一遍遍地做村民工作。一个多月后，罗太良、罗文金、蔡建华等6户党员干部，下决心先干起来，给大伙探探路。
2005年5月1日，随着几串爆竹炸响，6户农家乐在村民的担忧和期待中正式开张。
令罗太良没想到的是，开业当天家家游客爆满，原本备了七天的土鸡、家猪肉和野菜，一日售罄。“每户都入账四五百元，抵得上在外面打工半个多月。”罗太良喜出望外。
党员干部迈出了第一步，老百姓自然跟着往前奔。
“五一”之后，没人再质疑农家乐，当年国庆节，村里的第二批农家乐开张，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乡创业。
农家乐开办的第一年，桃源村村民年均收入就从头一年的1600多元，一下蹿升到了5300多元。
卖生态，给村里闯出了一条新活路！
“等靠要”不如“自主闯”
初夏的桃源村，热闹中多了一份忙碌。
“这菜侬还吃得惯伐？”“天云轩”农家乐的几张餐桌坐满了上海游客，老板娘黄小云操着带本地口音的“上海话”热情招呼客人。
像往年一样，从4月份起，桃源村的农家乐生意便渐入佳境，到5月，经营户的床位基本客满，部分甚至已预订到了八九月份。
这样火爆的客流，在蔡建华看来并不意外。
“桃源农家乐是摸着石头过河发展起来的。”作为村里首批经营户、柯城区农家乐协会会长，蔡建华见证了山村振兴。
桃源农家乐起步时，政府主导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完成“扶上马，送一程”后，2005年下半年，乡政府不再为村里统揽客源。
与其“等靠要”，不如“自主闯”。
桃源人把目光投向了长三角。“上海当年有近300万老年人，拉来他们，生意就稳了。”蔡建华快人快语。
桃源人打出了营销牌，农家乐广告亮相上海《新民晚报》《劳动报》；村民印制两万多张名片，到上海各大公园、社区、旅行社派发，抱团推介农家乐。
“那时，人人争当义务宣传员，村里掀起了考证热。”蔡建华至今还留着自己的导游证。
抱团营销，最终迎来了沉甸甸的收获。
2007年，大批上海游客开始涌入桃源村，主动找上门合作的上海旅行社越来越多，上海至桃源旅游大巴专线正式开通，小山村闯进了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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