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渭
吃动物的肉，对于小型动物，人们一般直接说吃某动物就行，比如吃鸡、吃鸭、吃泥鳅，而对大的动物，则须加个“肉”字，比如吃狗肉、吃羊肉、吃牛肉，不能就说吃狗、吃羊、吃牛，这是相沿成习的说法。猪肉是个例，人们往往就称之为“肉”。譬如母亲吩咐孩子：去买两斤肉来！孩子拎回来的一定是两斤猪肉。如果拎回来的是狗肉、羊肉之类，那就买错了。肉成了猪肉的特称，大抵是数千年来猪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缘故：人类祖祖辈辈最常见、常吃的肉就是猪肉，因而如果不是特别说明，肉指的就是猪肉。
猪肉是人们最常见、常吃的肉，这是相对于其他动物的肉而言的，我小时候一年到头难得吃到猪肉，即便逢年过节也总是吃不到。要过农历年了，那是一定要买肉的，我母亲会拿出积攒起来的5元钱去买肉回来，没能积攒到5元钱，就得去借，年年如此，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依然如此。因为家穷，只能买5元钱肉。每斤猪肉0.64元，5元钱能买回来的猪肉不足8斤。这些肉要派大用场：裹粽子要用到肉；正月里招待拜年客要用到肉；买回来的肉里如果有肥肉，还得割下来熬猪油。因此，即便过大年，也很少有肉吃或只能吃到很少几块肉。那时人们买肉跟现在买肉一样，都挑肥拣瘦的，但挑拣的刚相反：现在买肉常常是不要肥肉要瘦肉，还有特地去买猪骨头的，而以前买到一块肉，如果肥的多瘦的少骨头少，那就庆幸运气好，满心欢喜了。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农村像我家一样贫穷的相当普遍，因而就有了有关吃肉的种种趣事。
我小时候最向往的是到舅舅家拜年：在舅舅家，能大快朵颐吃番薯片，还有“米胖”。把番薯切成片，煮熟，晒干，就可以吃了，吃起来颇筋道，讲究的人家还用油炸番薯片，吃起来既松脆又香甜，味道好极了；“米胖”有多种，有糯米做的，有番薯丝做的，有苞米做的，都令人垂涎。我舅舅很疼爱外甥们，早就把品类多样的番薯片、“米胖”准备好，等着外甥们去拜年。当然，我之所以热切盼着去舅舅家拜年，还因为能吃肉。
那年正月初二，我和弟弟、表哥去舅舅家拜年，午饭的时候我们围坐在饭桌边等着开吃。舅舅七岁的儿子建富也爬上上横首的凳子，看着桌上的菜，又看看我们，说：表哥，青菜夹去吃，肉不要夹去吃。舅妈此时恰端了一碗八宝菜走来，听了儿子的话，立马脸就红了，骂道：小短命，你怎么这样跟表哥说话呢？要叫表哥多夹肉吃！建富睁着眼，张着嘴，看看他妈妈，看看我们，一脸愕然，继而茫然。不用说，在吃饭前舅妈一定是私底下叮嘱过建富：吃饭时不要夹肉吃，青菜夹去吃。建富不明就里，把妈妈对他的要求当作对所有人包括我们拜年客的要求了。
如今建富已年逾半百，我们去舅舅家拜年相聚，有时还会旧话重提，说当年建富不让我们吃肉只叫吃青菜的事，引得一阵笑。
我小时候，村里大多人家居住的是茅屋。所谓茅屋，是用茅草编织成帘然后覆盖在屋顶的房子，没有茅草则用稻草或芒秆替代。茅草柔韧性好，较之稻草、芒秆还不易腐烂，或为此，我老家又称之为“绵草”。但草毕竟是草，经风吹日晒雨淋终究是会烂掉的，到时茅屋就漏雨不能住人了，故此最多隔两年，茅屋就得更换屋顶的草帘。
我村里有个叫“鸟毛”的人，居住的也是茅屋。之所以得了“鸟毛”这么奇怪的绰号，原因大概是他黄色的头发蓬松而又细又柔，微风拂过便如同鸟的绒毛般抖动。拔茅草得进深山老林，得披荆斩棘，是十分辛苦的劳累活。鸟毛娶妻后连着生了4个女儿，女孩子是干不了拔茅草的活的，故到给屋顶换草帘时他得央人。
我小时候乡亲们相互帮忙干活是不用开工钱的，只需招待一日三餐。那年屋顶又得换草帘了，鸟毛央了村里两个壮汉来富、老杠帮忙上山拔茅草。鸟毛想，自己家缺劳力，央人帮忙得把人家招待好，得让人家尽意吃肉。一般地，很多人家即便在招待客人时也都把肉切得薄薄的，肥肉夹在筷子上能不住地颤抖。为表诚意，这天鸟毛让妻子把肉切得如手掌般大，每块得有约二两，起个大早把肉煮熟了，用一个大钵头端上桌。来富、老杠来了，看着桌上的肉直流口水，顾不上扒拉摆在面前碗里的米饭，就伸出筷子夹肉吃。很快，来富、老杠你一块我一块把一钵头肉吃了个干干净净，连油腻腻的汤也分着倒进碗里拌饭吃了。吃了一肚子肉，来富、老杠站起来准备出工，不料脑袋晕晕乎乎的，双脚也软绵绵的站不稳了。两人只好坐着休息了一会，这才一脚轻一脚重蹒跚着走向上山的路。
乡亲们后来分析，那天来富、老杠吃肉吃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