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松岳给人印象很深的是：嗓门大，镜片厚。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侃侃而谈。在朋友聚会时，酒酣耳热之际，说起宁波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掌故，意兴飞扬，甚而手舞足蹈，性情毕露。
嗓门大，是因为他有底气。那么镜片厚呢，肯定是因为书读得多了。他长期编报，经常上夜班，后来又编刊物，反复校勘，对视力影响很大。对于地方文史，可用一个“痴”字来形容他。但他的“痴”，又绝不古板、迂执。他的关于宁波文史的文章，绝不像一般的学术论文那样拘谨、枯燥，而是有很强的文学性，叙述特生动，好看得很。这跟他的文学修养与知识体系有关。
最近，戴松岳的新著《万古江河故园心》出版了，这部书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史学积累与文化思考。全书以六七十位宁波历史人物的评传为主线，同时辅以对姚江文化、宁波商帮文化、慈城文化等地域文化与人物群体性格的剖析。他说：“我要用我40年积累的全部学识，为一座城做个小小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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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读到除夕夜
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小学三四年级就把眼睛看近视了。
那会儿我老跑去邻居家借小说。可我年纪小，邻家姐姐不让把书借回家过夜，我就只好求她，吃晚饭的时候让我看一会儿也行。那时候大家都舍不得点灯，我就站在她家门口的路灯底下看。书是看了不少，眼睛也就这么看坏了。
上了中学，我没事就翻《新华字典》。普通话发音虽然不太准，但标拼音这件事，我敢说几乎没出过错，特别准。
高中毕业后，我在一家合作商店的“下伸店”上班。闲下来的时候，就坐在柜台后头，泡杯清茶看古书。大年三十我还在值班，一边看书，一边把从总店拉来的一批带鱼和海蜇全卖光了，结果忘了买自己家做年夜饭的菜。除夕夜只能凑合：冲一碗酱油汤，打半斤黄酒，再称三两动物饼干，就着酒、听着屋外山风，读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
后来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杭州大学。我们班同学年龄跨度特别大，从1965届到1977届的都有，最大跟最小年龄差了18岁。我算年纪小的，个子也不高，又近视，还不爱戴眼镜，看不清黑板，所以干脆经常“自学”——平时不太去教室，老跑去黄龙洞（浙江图书馆）那边看书。
我每次都背一大包书去黄龙洞。那边松竹青翠，环境特别清静，我就坐那儿安安静静地看，一看就是大半天。我看的多是文学杂志，比如《当代》《收获》《十月》《雨花》《萌芽》等，还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学报之类。有一次，著名文学评论家阎钢正好来黄龙洞。他注意我很久了，过来看了看我在读的书，又看到我胸前别着杭州大学的校徽，就主动跟我聊了起来。我们聊经典名著，也聊当时流行的小说，前后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特别投缘。阎钢写了张纸条，让我带给杭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我说：“我不是中文系的。”他一下就愣住了：“啊？那你是什么系的？”我说我是历史系的，他就把纸条又收了回去。后来，我一直想，也许他是有什么事，托我带话吧，说不定还想顺便帮我说几句好话呢。
我这人爱买书，家里书房、车棚到处都是书，堆得满地都是，几乎都没地方下脚。我在鄞州区政协的办公室也是一样。我家如果去评藏书家庭，自认为没问题，但就怕来验收时，还要整，这么想就算了。
我在文学里泡得很深，朋友们常说，我写史论文章、写序跋都挺有文采，读起来顺畅、好看。主要还是因为我书读得杂、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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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宁波人物读深读透
我是慈城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鄞州，当了一段时间历史老师。后来又去鄞州方志办做编辑，再后来进了《鄞州日报》工作，最后到了鄞州区政协，主要做文史资料的编辑和研究。
一开始，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那种“宏大叙事”，写文章也多是写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的生平，或者十大农民起义这种大题目。可在鄞州待久了，我才越来越觉得，不管是宁波还是鄞州，这地方的历史文化底子真的太厚了。王应麟、吴文英、张可久、屠隆、赵文华、姜宸英、全祖望……这些人就像一颗颗亮闪闪的星星。有些人明明很重要，但在历史上的位置却一直没被摆到该有的高度上，我就开始把精力放到这些人物上，做更深入的研究。
比如宋词大家吴文英，我就特别惊讶：后世对他的评价居然能完全两极化。喜欢他的人，把他列进“宋词四大家”，说他是词坛巨擘；不喜欢他的人又骂得很狠，说他的词像“七宝楼台”，看着华丽、很炫目，可真要拆开来就支离破碎。王国维、胡适、游国恩这些人都给过差评，叶嘉莹却又为他翻案。近现代这100多年里，他名声和地位的起落变化之大，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就这个人，我前前后后花了35年，写了7万多字，参考了将近200种文献资料，把考证做得尽量细、尽量严。在不断积累、发掘史料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跟踪、辨析与人物相关的新材料。
再比如舒亶，因为他是苏轼的对手，又参与了乌台诗案，千百年来一直被当成“无良文人”来看。但我觉得，他推动改革、反对苏轼，其实也有他的历史合理性。
还有赵文华，我把正史记载、民间传闻和地方文献放在一起对照着看，尽量把他那种“双面人生”呈现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在很多人眼里是“严嵩走狗”的人，在乡里反倒常被描绘成一位谦逊温和、慎独自好的君子。我的意思不是替谁洗白，而是尽量把材料摆出来，让读者更贴近历史真相，自己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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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地方文史的
这些年
我曾多次走进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在《走遍中国》里解说宁波和鄞州文化；也参与策划过大型电视文献片《话说鄞州》。与此同时，我曾长期主编《鄞州文史》杂志，一年两期，每期大约40万到50万字。从组稿、改稿、编稿，到印刷、发行、发稿费，基本都是我一手包下来的。我自己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但从来不拿一分钱稿费——就怕别人误会我办刊是为了给自己谋私利。这样坚持多年下来，《鄞州文史》慢慢凝聚起宁波地方上一批最精干的文史研究者。如今，这本刊物已经由杜建海先生接手主编。
如果说这30多年里最让我有成就感的，还是这5本书：《风流千古说慈城》《怅望千秋家国梦》《清初甬上诗社和诗人研究》《穿越历史的目光——戴松岳序跋书评选》和《万古江河故园心》。《风流千古说慈城》可说是第一部全面书写慈城的书，是我对家乡的献礼。而《怅望千秋家国梦》出版后，我大学同学、著名作家王旭烽跟我说，读抗清英雄事迹，读得“毛骨悚然”，读得忍不住“仰天长叹”！
是啊，往事终究会散，像烟一样淡去；可文字还在，就还能循着文字找到当年走过的路，找回那时的心绪。说到底，这5本书就是我在人生不同阶段一点点攒下来的心血结晶。40多年一门心思扑在文化上，笔耕不辍，如今回头再看，心里总是踏实的，也会觉得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