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
其实端午的本源，与屈原无关。
它本是古人恶月驱疫的习俗，后又有祭龙祈安之意，比起专门纪念屈大夫的概念早了不知道多少个百年。可最终，这个节日在众多的历史名人里选中了屈原。何以如此？
究其根本，当是因为屈原尽忠爱国、独立不迁的人格力量，在无数文人志士心中激起了跨越千百年的共鸣。可以说，屈原选择了在端午沉江，端午则认同了屈原的理想。从此后，端午便增添了更多的人文色彩，尤其是当楚辞的瑰丽奇诡和龙舟竞渡激扬起的浪花共舞，星河愈明！
这怎能不令人神往，且欲同歌？
于是在这个节日定型的两千余年后，海宁盐官城里，滚滚钱塘江畔，另一位精神王者也来了。王国维，这位海宁子弟在二十八岁时，写了一篇名为《屈子文学之精神》的文章。此文独辟蹊径，跳出传统朴学框架，以极具开创性的视角，从精神、人格、文化根源解读文学，重新定位屈原。
这是中国近代最早融汇西方美学、哲学思想来观照楚辞的名篇。
在王国维看来，屈原是南北精神的融合体，“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斯即屈子其人也”。而屈原自称“廉贞”，也正是他最独特、最悲剧、最伟大的地方，“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意思就是说屈原用南方君子生来便擅长的洁身自好、清高坚贞，又扛起了北方士人的执着担当、以身殉道。
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外在于生命的事情，王国维洞见屈原，恍若也预言了他自己的命运。当他所深爱的文化根基在时代洪流中沉没，他的精神支柱也随之坍塌。
在年时仅二十八的青年学者眼里，他那一刻最能窥见与屈原的共振点是“国身通一”——个人的人格、生命与家国之命运当融为一体。
王国维极欣赏屈原在苦难中坚守抗争，正是因为彼时的自己，也是“怀悲观之思，行积极之事”的理想主义者。那时的他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自身也经历着“由南入北，进京任职”的人生转折，又积极创作着《人间词》，屈原于他的学术意义，更像是一种“自我体认”，就如同世人将屈子奉为端午节的精神图标一般。
评古实亦是述今，一篇短文，开启“以我观文”的现代批评先声，背后滚动的是一个时代关于文明存续与转化的深沉思考，是一位学者与一位先贤的精神对答。
端午节不仅是一个纪念日、欢歌节，更是一个民族用来标识“什么样的人值得被铭记”的寄托处。屈原在理想与现实断裂时，选择以壮烈补隙，王国维用《屈子之文学精神》揭示文化人格，恰为端午之灵魂作了最深沉的注脚！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距离那年的端午还有两天。王国维离开清华园，雇车去了颐和园，在鱼藻轩前投湖自尽。遗书中有这样十六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不需要用端午来纪念屈原，因为他自己，就活成了那个年代的屈原。
很久以前，我在王国维故居工作。那条通往王国维故居的小路很安静，由它再通往海塘的小路很曲折。有时行走其间，真的会有一种天地间茕茕孑立的错觉。
爬上故居的二楼，闭上眼静下心，只能听到远处江潮来时的轰鸣，却不见一丝水汽。其实一个一生静观文化深渊的人，他的故居就该是安静的。
少年的王国维在这里读书，少年的我在他的窗台下听潮。想象每一个在这座书卷潮声的城里长大的人，心中会被注入什么样的气魄？也许是潮水的不可阻挡，正如命运的一去不返；潮水退却后裸露的沙滩，又如文化本真烙印的大地。
学术可以抽丝剥茧，而人的心境对空，再度端阳，却是悄无情绪的。静观至此，或已成孤独。
这种孤独并非软弱。王国维与屈原都不愿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苟活，他们都是“抱北方之思想”的南方人——在坚持的路上，坚决走到了底。
端午节的核心精神是什么？表面是习俗，深层是一根穿越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从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到王国维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从楚辞里的香草美人，到人间词中的风骨纵横——这根血脉从未断裂。
国人把端午节给了屈原，而王国维，把屈原的精神坐标带进了另一个文化维度。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