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叶青
这几天，妈妈又在院子里洗晒粽叶了。碧绿的箬叶浸在水里，她用软布轻轻擦洗，水珠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我知道，大姨又要从杭州来海宁包粽子了。
这已是她今年第三次为包粽子而来。
杭海城铁开通后，我年过七旬的大舅舅便成了这条线上的常客。每月他总要往返几趟，从海宁到杭州，再换乘地铁，步行到杨家门那片老房子前——大姨就住在那里。春送蚕豆，秋扛南瓜，有时不过几把新鲜蔬菜，也兴冲冲地出发。我常笑说：“城铁像是专为我大舅修的呢。”他听了只是笑，眼角皱成两把扇子。
外婆生了五个孩子，大姨、大舅、妈妈、小舅、小姨，像一根藤上的五个葫芦娃。如今大姨八十八岁了，子女孙辈散在杭城各处，她一个人守着杨家门的老屋，不肯挪窝。大舅总记挂着大姐，自己跑不算，还常带上妈妈和小舅一道去。几个老人一早出发，在大姨家说话、做菜，吃过早夜饭又赶回海宁。小辈们曾劝大姨来海宁住，她银发笔直，只是摇头：“人过了七十岁，就不该在亲戚家过夜了，要给人添麻烦的。”这话固执得像极了外婆。
后来，表哥想出个主意，常打电话给大姨：“我们想吃你包的粽子了。”那声“包粽子喽”一应下，消息便在大家族群里传开，像一声暖融融的号召，让群里热闹成一片。
大姨包的粽子，我从小吃到大。在杭州读书时寄住她家，早餐常常是粽子配豆浆。如今她来了，大儿子陪着，乘城铁稳稳当当地到海宁。这边妈妈、小姨、舅妈们早已聚齐，粽叶选过，糯米淘净，拌上鲜酱油，大姨还要亲自尝尝咸淡。馅料备了咸甜两种——鲜肉、蛋黄、豆沙，各投所好。
大姨坐下，拿起一张粽叶，在掌心一折，便成了尖尖的漏斗。放一半糯米铺底，加馅，再盖米，粽叶翻折几下，四个分明的边角便出来了，扎上棉绳，盈盈一手握。她包得从容，不急不缓，仿佛手里不是粽子，而是一封写给岁月的老信。妈妈在旁边递绳，舅妈帮着填馅，几个老姐妹不说话，手上却默契得像一个人。
大姨说，粽子好吃，功夫在煮。火候差一刻都不行。她不放心，总要盯着粽子入了锅，亲自掌握时间，才肯坐下等。等锅盖掀开，白汽腾起，满屋都是箬叶和糯米的香。
粽子凉透了，大姨一只只分装进袋子——五个家庭，一家一份。我接过那袋粽子时，还能触到箬叶上她指掌的温度。我想，这哪里是粽子呢——这是八十八岁的大姨，从杨家门的老屋里，沿着城铁一路送来的牵挂。
一根藤上五个葫芦娃，到老还是牵在一起。粽子裹进去的不只是糯米和肉，是七十岁后不肯在亲戚家过夜的体恤，是城铁车厢里七旬舅舅来回奔走的记挂，是妈妈洗粽叶时弯腰的背影，是大家庭围坐时那不用言语的默契。
杭海城铁轰隆隆地跑着，把杭州和海宁连成了一条线。而真正把这一大家族人连在一起的，是这一声“包粽子喽”；是粽叶翻折间，包裹住的那一代代传下来、怎么也折不断的情与香；是人到中年的我，每逢周末、节假日，还能接到舅舅的电话喊我去外婆家吃饭时，心头涌起的幸福与感恩。
（作者系嘉兴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