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飞
张九成作为横浦学派的创始人、心学的奠基者，不只在理学、心学上有极高的造诣，在经学、史学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张九成从小饱读《春秋》等历史著作，八岁即“通六经大旨”，对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绍兴五年（1135年）八月，张九成曾经作为著作郎，参与宰相赵鼎主持的《重修神宗实录》的撰写工作。因工作出色，上欲以嘉奖，却被他婉拒了。除参与编修历史资料外，张九成曾感叹《新唐书》编撰“不出一手，亦未得为全善”“首尾不相贯属”，“遂总其条纲，稽其同异，类聚而区别之”，撰写了记录唐代历史的《唐鲙》五十卷。同时，张九成还善于对历史进行分析评论，撰写了专门的史论，被收入在《读史明辩》中。可惜的是由于时间流转，上述两部书现在已经无法觅其踪迹，只在一些记载中留下蛛丝马迹。《横浦日新》中留有《诸史》篇，可略见张九成论史的独到。比如看到“秦始皇用王翦将兵伐楚，翦请田宅甚众”一段，张九成由此哀叹“君臣至于此，衰世之风也”，当君臣之间“无非以术相与”时，“欲其终始无间，难矣！”由此一件事可以看出秦必速亡。
南宋绍兴年间，张九成在解经读史上的名声享誉士人。宋高宗因不满他人对《春秋》的解读，曾三次礼贤下士，邀请张九成担任经筵侍讲，给他讲解《春秋》的微言大义。拗不过宋高宗的再三邀请，自觉才疏学浅的张九成不得已为皇帝开讲《春秋》。现存于《横浦文集》的《迩英春秋进讲》就是这些讲课的实录。张九成把《春秋》一书作为“性命之文，史外传心之要典”，认为“春秋一经非实录也，其间抑扬予夺，无非王道所寓”。读《春秋》这本历史书，一定要透过这些历史事件和记述的繁简用词，体会圣人在其间所蕴藏的深意，“知显微阐幽之义，则春秋一经思过半矣”。正因如此，张九成以史为经，在侍讲期间，以文本为基，细致地讲述字里行间所蕴藏的王道与圣贤之心，劝高宗要正心术，去恶念，要以圣王为宗，三省吾身，选贤任能，远离小人，大行王道，中兴大宋。宋高宗对张九成的阐述非常满意，很有感触，多次对人说“朕于张某处所得甚多”。因此，基本上每次张九成讲课完毕后，宋高宗都要把他留下来，继续探讨交流，气氛非常融洽。尽管非常欣赏张九成对历史的观点看法，然而宋高宗最终还是没有成为一代中兴之君，这或许是张九成心中深深的遗憾吧！
虽然在以史教化君王上或许没有成功，但是张九成在解经观史上的独到之处却在学术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张九成认为读历史非常重要，“学者苟专意时文，不知研穷经史，则举业之外叩之空空，亦可耻矣。”一个学者如果只知道读一些时文，而对浩瀚的历史缺乏了解，谈论起来胸中无点墨，作为学者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学经所以正吾心，观史所以决吾行”，历史的经验可以“灌溉胸次”、培育正心、决断正行，学史应是一个学人的“当务之急”！
关于如何读史，张九成认为历代经典很多，学者在参读的时候，不能只在字面上打转，而需要心中有个主张。他认为“六经之书浩博而难穷”，历史的资料非常丰富而浩瀚，学人不可能完全掌握，这个时候怎么办？“学者莫若精语、孟，语、孟中得趣，则六经皆可触类而知矣！”《论语》《孟子》是古代的经典，这些经典中藏着天道、仁义、王道、民本、求放心等儒家核心的政治伦理和修身理念。学人首先应该认真研究并有所感悟体会，才能更好地来理解史籍、判断真伪、明确对错。张九成认为“经是法、史是断”，而“我是守法断事者”！张九成这种“以经断史”的经史融合观点，建立在“得圣心”“明王道”的基础上，强调“以史为鉴”“知兴替”的现实价值与作用。
张九成认为“六经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行所言”，学者欲学圣贤，必当学六经。而且读经时“不当泥其言，当观其用”，在圣人应势决断中体会其“炯然卓卓”之心。更重要的是，学者在读史时要“身预其中”，把自己摆到历史情境中去，去体会“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体会大臣中“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如此身临其境，才能真正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皆令胸次晓然”，洞悉到位，轮到自己处事时，才会“蓄之于心”，以史为鉴，“临事必过人”。
张九成是熟知历史之人，也是善读历史之人，其以心学的超高领悟，以王道的圣人理想，在历史中琢磨、比较、参验，使得其著述、言论皆从对古今历史的涵泳中自胸中流出，“与纸上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