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洁
世人对太平的渴望如那钱塘江畔的潮水，一浪一浪，有回响。
在太平年和平国里看《太平年》这样一部电视剧，对观众而言，巨大的现实反差在心里激起的冲击与体验是极其汹涌与深刻的。它剥开历史的血管与经络，展现了一代人与一代人对太平年的执念和在历史洪流中的坚守。而今，站在某个历史的经纬线上，我们回望、叹息与思考，又看向远方。
真实到极致就是真诚。没有悬浮的剧情，没有脸谱化的角色，整部剧把五代十国的乱世动荡、人心浮沉拍得淋漓尽致，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也无处遁逸，值得观众反复对照与咀嚼。
该剧通过中原王朝的变更、吴越的君权交替等分支线索回答了“何以致太平”这一历史问题。全剧奏响了三位君王的命运交响，以钱弘俶、赵匡胤、郭荣三人为轴，勾勒出乱世中三种治国理想，核心并非战争与征服，而是对“太平年下一杯热酒”的追求。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权力争斗，而是一群有志之士，在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之际，仍怀揣着“为天下求太平”的信念，踽踽而行。它诠释了钱弘俶为保全百姓而做出的艰难抉择，展现了中华文明中“以民为本”和“天下大同”的和平基因。“利天下者，天下共谋之；利在一身者，一人独守之。”真正的王者，刀剑为生，不在于争一城一池，刀剑在身，在于谋万世太平，君王宝剑里有杀戮、有风骨，亦有温度。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是那个时代最痛的叹息，剧中多次出现关键词“致太平”，这三个字是这部历史剧的主线任务，也是人物群像的集体奔赴。钱弘俶的隐忍、赵匡胤的野心、孙太真的智慧，每个角色都在乱世中挣扎生存，却说不出个绝对的善恶。无论你是一朝天子或是贩夫走卒，都在乱世里书写了个人命运。
在追求和平的路上注定是悲壮的、宏大的。48集的长篇剧情，用99%的篇幅刻画了五代十国时期“乱纪元”的残忍、恐怖与动荡，这种直白甚至过于暴露式的拍摄，给观众极大的视觉冲击，为历史的叙事构建出了一种极致的张力与情感落差，以“不太平”反衬“太平”的珍贵。或许观众正是在感受了99%的血腥、肃杀、残酷的炼狱场景后，当吴越国主钱弘俶以苍生为念，主动做出“纳土归宋”的抉择后，那1%的太平才得以被理解，被守护，被珍惜。
这部剧中的人物语言极具哲思性。
让人醍醐灌顶的是桑维翰与钱弘俶关于“人性是非”的讨论：“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的许多事，你不得不去做，却不等同于这些事，都是对的。世道如此，或许是无可奈何，或许是被迫无奈，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非终该是要有的，不管旁人怎么说，如何看，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这是错的。”
礼崩乐坏、弱肉强食，作为乱世君王的郭荣，深知“身不由己”。为了江山社稷和大局稳定，诸如杀人立威违背他本心的残酷之事，他做了，但也不逃避。他叩问自己也谨醒他人：“世道的错也是错，不能因为世道的错，顺着世道做的事，便都变成了对。”
郭荣这个人物，铺陈出了一条“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矛盾又清醒的个体生存路径。它让观众看到个体在不得不面对残忍现实时，依然选择遵守内心道德底线，即使外人不知道，自己仍要保留内心那点是非底线：人之为人，礼义廉耻、是非善恶不能丢。这，莫不也是现代人生活中的另一种“太平”追求？
编剧董哲说：“太平，是乱世中所有人的心之所向，是贩夫走卒与帝王将相共同的最大公约数。”
他用“以离乱始，以太平终”的叙事结构，让“世道太平”不再只是一种口号，而具象化为剧中人物在乱世中的坚守：
剧中在战火中坚持每日扫街的老更夫，明知明日城池或许易主，仍固执拂去青石板上的尘土，这不是愚昧，恰是对秩序与安宁的最后坚守；那位卖炊饼的寡妇，自己饿着肚子数着铜板盘算着微薄的生计，却将最后一块干粮分给逃难的孩子，这种在生存边缘仍伸手的善意，比千军万马的厮杀更显人性的重量；那个甚至未被完整提及的药铺掌柜老李，日复一日守着狭小的药铺，在动荡中保持着一份温柔，并用行动诠释了最朴素的生存需求——太平就是守住本心，不被恶念吞噬；九郎与贞娘城墙谈心时所提到“做无用之人，顾眼前之事”，乱世中最奢侈的早已不是建功立业，或许是能安稳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陪一个想陪的人，仅此而已，也只能如此。
这些，是腥风血雨下透出的江湖市井的微光，也是乱世中普通人的生存哲学。
太平角落里的暗潮涌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统一，从来不只是版图的合并，更是人心的归附；和平，从来不是战争的缺席，而是对生命的敬畏。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强大且和平的国家，放眼世界版图，炮弹精准掉落与敬畏生命的巨大讽刺，让现代版“太平年”依然在某个角落上演。
历史如镜，它照见过往，也映照当下。人类对和平的追求与守护，正如钱塘江边的潮水那样，惊涛骇浪从过往中来，又到现实中去。潮声诉说着历史，也卷入了一代又一代斗升小民对和平生活最朴素、最迫切的渴求。
（作者系海宁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