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叶青
那一年的五月，五位姑娘在无意中被拍下了一张照片。如果不是仔细看，估计看不出来照片中的她们在干嘛。
她们并排坐在一起，蓝色的手术帽下是年轻的脸，白色的洗手衣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她们的神情专注，低垂的眼睫、微抿的唇线、微微前倾的身体——顺着她们的视线往下，才发觉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枚小小的针，另一只手上是持针器，针尖对准针持，正待穿引。
有人已经穿过去了，嘴角浮起微微的笑；有人还在屏息凝神，那枚细如发丝的针悬在指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凝固在针孔两端。
那是手术室里最常见的动作，一个需要千百次重复才能练就的本事。五个姑娘在做同一件事，动作却各有姿态，像五朵花朝着不同的方向微微倾斜，根底里却是一样的认真、一样的年轻、一样的不知道多年以后的自己会怎样怀想这一刻。
如果不是特别熟悉的人，在这张照片中恐怕辨别不出哪个是我。
可我记得。我记得那天消毒水的味道比平时更浓，记得无影灯把每个人的脸照得没有一丝阴影，记得护士长站在对面掐着秒表，表情严肃得像一场真正的战役。我记得自己手心里那层薄薄的汗，记得针持第一次没夹稳，针从指间滑脱，我飞快地偷瞄了一眼左右，然后若无其事地重新来过。
二十岁。那一年我的心很小，小到只装得下一根针一条线，小到以为穿过去了就是一个好护士，穿不过去天就要塌下来。那一年我的世界很大，大到觉得穿上这身白衣就是穿上了理想，大到相信每一个缝合的针脚都会长成别人的春天。
手术室走廊里，我们五位初代同事，行动的脚步曾经那样整齐又匆忙。五个人，五个声音，在护士站、治疗室、手术间之间来回折返，像五枚针同时穿行在同一块布料上，针脚细密，线路分明。
后来就各自散了。有人调走去了南方的医院，有人随军跟着丈夫的驻地迁徙，有人换岗位从此告别了白衣。而我，又回到了家乡，开启了不一样的生活。人生的针脚开始各自走线，有的笔直，有的蜿蜒，有的在这个节点打了个结，从此与旁人的轨迹再无交集。
我们再也没有聚齐过，连再见的机会都很少。
现在，再细看这张照片，那时候的我们都很美。不是因为年轻，不是因为白衣，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答案。不知道这一针穿过去之后，等待我们的不是只有手术台上的缝合，还有人生里数不清的断裂与修补；不知道穿针引线这个动作，往后会反复出现在各自的生活里——有人用它缝合梦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裂隙；有人用它缝补理想被现实撕开的口子；有人缝着缝着，线断了、针丢了，再也找不见当初那个屏息凝神的自己。
后来的我们大概都知道了，五月的鲜花注定是要被六月的风吹散的。风从四面八方来，把每一朵花吹去它该去的方向。
但无论如何，我们曾经都是五月的鲜花啊！在最像花的年纪，穿着最不像花的衣裳，把最年轻的自己安放在一间没有风景的房间里。没有人在意那些针脚后来长成了什么，没有人知道那些缝合后来愈合了谁的伤口。我们只是那样认真地、笨拙地、小心翼翼地，把一根线穿过一枚针的孔。
后来的后来，我慢慢懂了，那一根根线穿过的哪里是针孔，分明是我二十多岁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