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祖璋（1901-1988），海宁黄湾镇人，著名科普作家，中国科学小品文的开拓者。
■徐新民
儿时的贾祖璋，总爱揣着一颗好奇的心，在小镇的每个角落“探险”。他常常蹲在田埂上半天不动，盯着搬食的蚂蚁看——看它们用触角传递信号，看几只蚂蚁合力抬起比身体大两倍的麦粒，直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他喜爱读书，但那时的教育资源匮乏得可怜，学校图书馆只有一间小屋子，大多是破旧的课本和工具书。可对贾祖璋来说，这里却是“藏着宝藏的殿堂”。每天放学后，他总会第一个冲进图书馆。有一次，他借到一本《昆虫记》节选本，连夜就着煤油灯读完。
多年后，贾祖璋在《十年学校生活回忆》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我是很爱自然的，很喜爱动植物”“我长期喜爱生物，心向往之”。
艰难启航：探索科普之路
随着年岁渐长，贾祖璋看清了现实：在那个年代，民众的科学素养低得惊人——有人相信“蚕儿变金鱼”的骗局，有人觉得“腐草能化萤”是真理，甚至有人因为害怕“不祥的猫头鹰”，把益鸟打死。他下定决心：要做一名“科普使者”，用文字把科学的光送进大众的心里。
1928年，他的第一本科普读物《鸟类研究》出版了。这本书里，他用平实的语言介绍了鸟类的生理结构、生活习性，还穿插了自己观察到的小故事——比如“麻雀如何在屋檐下筑巢”“鸽子如何辨认回家的路”。这是他科普之路的第一步。同年，他的成名作《鸟与文学》完稿，让他在科普界站稳了脚跟。
为了写好《鸟与文学》，贾祖璋成了“追鸟的人”。春日里，他背着画板和笔记本，去山林里找燕子；夏日里，他顶着骄阳去湿地看鹤；秋日里，他跟着大雁的迁徙路线跑；冬日里，他裹着厚棉袄在雪地里等孔雀开屏。一个冬天，他在太湖边等鸳鸯，寒风刺骨，手指冻得握不住笔，他把笔揣进怀里暖一会儿，再拿出来接着写。这些蹲守来的细节，后来都成了书中最鲜活的文字。
《鸟与文学》最独特的地方，是它把“科学”与“文学”联结起来——既有严谨的生物学知识，又有浪漫的文学典故。比如写燕子，他用诗一般的文字：“自从春风吹醒了芳草以后，依依的杨柳垂枝在点点银色芽苞中，抽放着浅黄嫩绿的新叶：在这红桃绿柳的中间，我们更容易发现一种呢喃软语、轻扬穿梭的鸟类，那就是燕子。”写杜鹃：“杜鹃的鸣声，似‘布谷’‘布谷’，在春末夏初的田野间回荡，古人谓其‘催耕’，故又称‘布谷鸟’。唐诗里说‘布谷飞飞劝早耕’，便是写它的叫声催着农人下田。”这样的描写，既让读者懂了科学，又品了文学，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有读者写信给贾祖璋：“以前我觉得鸟就是‘会飞的东西’，读了您的书，才知道每只鸟都有自己的故事，现在走在路上，听见鸟叫都觉得亲切。”
贾祖璋还写了《生物学碎锦》《花与文学》等书。《花与文学》里写牡丹：“牡丹盛开时，瓣如凝脂，色若朝霞，层层叠叠间似藏着春日的所有锦绣，古人称‘花王’，非虚誉也。然其性喜暖畏寒，故北方多盆栽，需冬日移进暖房；南方则可露天绽放，风吹过，花瓣轻颤，像极了美人起舞。”《生物学碎锦》里写蜜蜂：“蜜蜂之于花，是传递生命的使者。它足上的绒毛沾着花粉，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不经意间便完成了授粉——没有蜜蜂，许多花便结不出果实。而它酿出的蜜，是花的精华，是阳光与雨露的结晶，一勺蜜里，藏着一整个春天的甜。”这些文字，没有生硬的术语，只有诗意的表达，让读者读着读着，就爱上了生物世界。
辛勤耕耘：深耕科普领域
他意识到，中国的科普不仅需要“有趣的小品”，更需要“严谨的工具书”——当时日本、西方已经出版了不少动植物分类书籍，可中国连一本像样的《植物图鉴》都没有，很多植物学家研究时，只能用国外的书，常常因为“命名不统一”“描述不精准”走弯路。于是，他拉着弟弟贾祖珊，决定编一部《中国植物图鉴》。这部书的编写，一耗就是5年。
这5年里，他们跑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去天目山采黄山松的标本，去黄山拍杜鹃花的照片，去云南看山茶花的形态，去东北记录红松的生长环境。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要先查当地的地方志，看看有没有关于植物的记载；再找当地的老农聊天，问问植物的“土名字”和用途；最后亲自采集标本，测量叶片的长度、花瓣的数量，甚至记录植物的“开花时间”“结果周期”。
为了确保数据准确，他们常常“死磕”细节。比如他们在书中写“银杏”，为了确认银杏的“雌雄异株”，他们连续三年去观察百年银杏树——春天看雄树开花，夏天看雌树结果，秋天看叶子变黄，直到把每一个细节都核实清楚，才敢下笔。
为了让读者看清植物的形态，每一种植物都需要配插图。可当时没有专业的插画师，贾祖璋就自己学画画——他买来素描本，对着标本一笔一笔地画，叶片的脉络、花瓣的纹理，都画得清清楚楚。弟弟负责文案，把写好的稿子读给植物学家听，请他们提意见；再把稿子拿给小学生看，问他们“能不能看懂”。就这样，经过5年的努力，《中国植物图鉴》终于完成了——全书收录2400多种植物，共100多万字，2000多页。蔡元培先生忍不住赞叹道：“此书填补中国植物分类之空白，功在学界！”
他的写作领域越来越广，从微观的细胞，到宏观的生态系统，都能写得深入浅出。他写“细胞”，不说“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而是说：“细胞就像一个小小的工厂，细胞核是厂长，指挥着工厂的运转；细胞膜是大门，控制着物质的进出；细胞质是车间，忙着生产各种‘零件’——正是这些小小的工厂，组成了我们的身体，也组成了世间万物。”
他的文字，总是带着“科学的严谨”和“文学的优美”。在《兰和兰花》里，他这样写兰草：“兰草生于幽谷，叶如剑，挺拔修长；花似蝶，淡雅清香。风过处，枝叶轻摇，幽香清远，不与桃李争妍，独守一份清雅。从科学来看，兰草的根是‘气生根’，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所以它不用种在土里，只要绑在树干上，就能生长——这是它适应幽谷环境的智慧，也是它‘君子品格’的由来。”
即便在艰难的岁月里，他还是偷偷写读书笔记，50本笔记里，记满了他观察到的生物细节。他写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了弄清楚“花儿红的原因”，他找来了各种植物学资料，甚至托人买来化学课本，研究“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的作用。他写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首先是因为它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土壤里显红色，在碱性土壤里显蓝色，在中性土壤里显紫色。比如玫瑰，土壤越酸，花开得越红；其次是因为‘类胡萝卜素’——胡萝卜素显黄色，叶黄素显橙色，比如菊花、南瓜花，都是因为有了这类色素。还有些花是白色的，比如梨花，那是因为它没有色素，阳光照在花瓣上，反射了所有的光，所以看起来是白色的。”这篇文章后来荣获“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成了科普史上的经典。
贾祖璋还特别“较真”，看到报刊上有不科学的宣传，总要站出来批驳。有人说“水稻亩产超万斤”，他就写文章说：“水稻的产量取决于‘有效分蘖’‘结实率’‘千粒重’，一亩地的水稻植株数量是有限的，每穗的粒数也是有限的，就算每粒都饱满，亩产也不可能超过三千斤，‘超万斤’是违背科学规律的。”他还写了一系列《科普争鸣》的文章，揭穿了“隔空取物”“永动机”“水变油”等伪科学，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科普的净土。
他还早早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他在《是花是鱼两不知——桃花鱼小记》里写道：“桃花鱼其实不是鱼，而是一种水母，它生活在清澈的溪流里，对水质特别敏感——水质一旦污染，桃花鱼就会消失。现在有些地方的桃花鱼少了，就是因为溪流被工厂废水污染了。我们要保护桃花鱼，更要保护它生存的环境，因为保护生物，就是保护生态平衡。”
成就斐然：闪耀的科普之光
在60年的科普生涯里，贾祖璋一共创作、翻译了300万字的作品，出版了26种科普读物和科学小品集。他编的《开明新编高中生物学》《高中生物学纲要》陪伴了几代学生。
他的很多作品，成了语文课本里的范文。入选高中课本的《南州六月荔枝丹》写荔枝：“荔枝不耐放，‘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所以古代才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故事——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荔枝，驿卒骑着快马，从南方送到长安，不知跑坏了多少马。”学生们读这篇文章，不仅知道了荔枝的特点，还了解了历史典故。
《劳动创造了人》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必读书。在这本书里，贾祖璋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人类的起源”。这本书印了上百万册，很多干部说：“以前觉得‘人类起源’很深奥，读了贾先生的书，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更懂了‘劳动’的意义。”
1988年7月3日，87岁的贾祖璋与世长辞。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是：“科普事业永无止境，我相信后来者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贾祖璋笔绘的自然，永远鲜活；他传递的光，永远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