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根
1992年那个闷热的6月，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那一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即将毕业的我，选择了一个紧贴时代的论文题目：《邓小平同志对中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贡献》。
更特殊的是，那一届，哲学系就招了我一个学生。答辩通知下来时，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6月最后一天的上午八点半到十点半，经济学专业3个同学共用这两个小时，每人45分钟；而我，独自面对120分钟的答辩。
前一天下午，我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先后拜访了当时的党校副校长魏继让教授、哲学系主任魏元申教授，还有两位平时相熟的老师。我名义上是“请教”，实则是寻求心理支持。几位师长看出我的紧张，都温和地鼓励我，“准备充分就不怕”“你的选题很有价值，要自信”。
答辩那天清晨，我提前一小时就到了五楼哲学系的小会议室整理思绪，静静等待答辩开始。
八点半整，答辩委员会的5位老师准时入场。除了我的指导老师陶济教授，还有系主任魏元申、张金凤老师，以及另外两位教授。
“开始吧。”魏元申主任的声音平和而沉稳。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陈述论文提要。最初的几分钟，声音还有些发颤，但随着渐入佳境，那些翻阅了无数次的资料、反复推敲过的论点，如溪流般自然涌出。我谈到论文的亮点和创新之处，谈到参考的重要文献和研究成果，也坦诚指出了自己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前半段顺利得让我几乎不敢相信。老师们时而点头，时而在纸上记录。
陈述结束，进入提问环节。
魏元申主任第一个开口：“你是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这个问题在我的准备范围之内，我自信应答。看到几位老师微微颔首，我暗自松了口气。
紧接着，张金凤老师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肃：“你所说的这些研究成果，我看不到有多少创新。比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部分，与前人的研究相比，突破在哪里？”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突然凝固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准备好的那些流畅应答全都消失了。额头开始冒汗，脸颊微微发烫。紧张、尴尬，甚至还有一丝委屈——为了这篇论文，我熬了多少个通宵，查阅了多少资料啊……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窗外，远处校园里的梧桐树在夏风中轻轻摇曳。我想起去年秋天，正是在那棵树下，陶教授对我说：“做学问如树木生长，既要有破土的勇气，也要有扎根的耐心。”
我重新看向张老师，也看向在座的其他老师。他们都是严肃的学者，并非我的敌人。张老师的质疑，不正是对我论文最真实的检验吗？
“张老师的问题非常中肯。”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比想象中稳定，“关于创新性的问题，我的思考是……”我坦诚地承认论文在某些方面确实借鉴较多，但也指出了我在结合最新时事方面所做的尝试。我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把它转化为深入探讨的契机。随着陈述的展开，紧张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学术讨论应有的专注与平静。
两个小时的答辩，当最后一位老师宣布“提问结束，请暂时离场等待评议结果”时，我竟有些恍惚——时间过得比想象中快。
在走廊等待的15分钟里，我盯着墙上细微的裂纹，思绪万千。这不仅仅是一次毕业论文答辩，更像是我整个求学阶段的缩影——孤独而充实。
门开了，陶教授面带微笑地走出来：“恭喜，全票通过。魏主任表扬了你面对质疑时的应对。”
1992年，中国正在开启新篇章，而我，也完成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答辩。许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晰记得那个初夏的上午。那场“一个人的答辩”教会我的，远不止如何完成一篇学术论文。它让我懂得，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最感压力的时刻；而孤独前行，需要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信念。
时光荏苒，那个在会议室里紧张应答的青年早已不再年轻，但那种在压力下保持思考、在质疑中坚持表达的能力，却伴随我走过了很长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