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根
1981年8月，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到了长安。那年冬季的一个黄昏，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长安镇渐渐亮起的灯火。作为海宁西部重镇的中心学校，这里是多少老师梦寐以求的地方——校舍宽敞明亮，操场上的孩子们笑声清脆。可我心里总有个声音在回响：大学，那个未圆的梦。
“小徐老师，还没走？”我转身，是学校的老周书记。他背着手，那双因多年批改作业而微驼的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深意。
办公室只剩我们两人。夕阳斜斜地照进来，把老周花白的头发染成金色。他突然问：“你是永久牌还是飞鸽牌？”
我愣住了。永久牌和飞鸽牌，那是当时最流行的两种自行车牌子。永久牌扎实耐用，飞鸽牌轻快灵巧。老师们常以此打趣——想扎根的选“永久”，想高飞的选“飞鸽”。
三秒钟，像三年那么长。我想起父亲送我上师范时的话：“当老师，是铁饭碗。”想起母亲连夜为我缝制的新被褥。更想起每个深夜，我悄悄翻开的高考复习资料，那些已经微微发黄的纸页。
“永久牌。”我听见自己说，声音不高，但异常坚定。
老周书记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拍了拍我的肩，那手掌温暖而厚实。
后来的一切，像被按下了快进键。第二个年头，“优秀教师”的奖状挂在了我宿舍墙上；“教坛新秀”的称号开始在校园里传开。最让我没想到的是，老周书记亲自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宣誓那天，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我突然明白了“永久牌”三个字的分量。它不是束缚，而是一种更深的选择——选择把根扎进这片土地，选择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见未来。
后来的日子，我依然会在夜深时翻开书，但不再是复习资料，而是教案和学生的作业本。大学梦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通过每一堂精心准备的课，通过每一个因我而爱上学习的孩子。
前年教师节，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来看我。他们说起镇上的变化，说起自己的理想。一个腼腆的男生突然说：“徐老师，您知道吗？我们都觉得您是‘永久牌’的。”
老周书记退休了二十年了。去年去看他时，他正在摆弄花草。“知道当年我为什么问你那个问题吗？”他浇着水，头也不抬。
我摇摇头。
“因为我看得出你想飞，”他直起身，望着我，“但教育这片天空，需要既能扎根又能翱翔的鸟。永久不是不动，而是在动的过程中创造永久。”
他说的对。如果不是巧合，也许我真会在这里扎根，不是因为我不能离开，而是因为我选择留下——以“永久牌”的名义，在一个个小世界里，点燃永久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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