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民
在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沙漠占据着不少版图。这些看似荒芜的沙地，曾是无数人眼中难以征服的绝境。然而，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一生奉献给了沙漠研究与治理事业，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沙漠之父”的朱震达。
潮城少年的地理梦
1923年，朱震达出生于海宁县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他常常痴迷地观察着植被的生长变化，惊叹于不同地貌的独特形态，大自然的一切都深深吸引着他。
中学时代，朱震达展现出了过人的学习天赋和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他的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尤其对地理学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些描绘着世界各地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的地理书籍，成为他爱不释手的宝贝。他常常沉浸在书中，想象着自己有一天能踏上那些神秘的土地，探索未知的世界。
1940年，朱震达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开启了系统学习地理科学的大门。
勇闯“死亡之海”
1959年，一封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通知，打破了朱震达平静的学术生活。通知邀请他参加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队，并担任队长一职。
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神秘区域，自古以来就令无数探险家望而却步。它广袤无垠，气候极端恶劣，沙尘暴频繁肆虐，昼夜温差极大，还有着许多离奇的传说和无数探险家折戟沉沙的故事。
朱震达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深知，这次考察对于中国的沙漠研究事业意义重大，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机遇。
他率领的考察队一踏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就迎来了一阵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天空瞬间变得黑暗，能见度变得极低。队员们只能摸索着前行，稍有不慎就会迷失方向。
在考察途中，有一次，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袭击了队伍。狂风呼啸，沙砾打在脸上生疼，队员们只能紧紧抱住身边的沙丘，防止被大风卷走。朱震达一边大声呼喊着让队员们保持冷静，一边迅速清点人数。就在这时，他发现一名队员失踪了。朱震达心急如焚，他深知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失踪的队员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夜色如墨，风沙依旧肆虐。朱震达带领着几名队员，打着手电筒，艰难地在沙漠中寻找失踪的队员。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丘间穿梭，大声呼喊着队员的名字，声音很快被风声淹没。每走一步都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终于，在一片沙丘背后，他们发现了那名奄奄一息的队员。队员已经被风沙掩埋了大半身体，脸色苍白，气息微弱。朱震达和队员们赶紧将他挖出来，进行简单的救治。那一刻，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
塔克拉玛干沙漠沙丘众多，形态各异，沙源问题一直是困扰科学界的难题。朱震达深知，只有解决了沙源问题，才能为后续的沙漠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他拍摄了大量沙丘的照片。通过仔细观察照片和实地研究，他发现新月形沙丘的形态与风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大胆推测，如果能够采集大量新月形沙丘的位置、风向等数据并进行研究，或许就能厘清沙漠中风的总体规律，从而找到沙源地。
然而，随着考察的深入，他发现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形态复杂多样，除了新月形沙丘，还有金字塔沙丘等多种形态。金字塔沙丘尖顶高耸，有的甚至拥有六个面，这表明它是由多个方向的风共同塑造的结果。
面对重重困难，朱震达没有退缩。在接下来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他和队员们风餐露宿，扎根沙漠。他们对每一座沙丘进行详细观察、测量和记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无数次的分析和研究，朱震达终于摸清了大漠中沙丘形态和风向之间的关系，澄清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主要是在塔里木盆地中局地形成的这一关键问题。
为了进一步寻找沙源地，朱震达研究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早年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的日记，得到了灵感。他带领队员沿着克里雅河故道进行考察，对古河床中的沙砾和喀拉墩古城遗址中的沙砾进行比对分析。经过大量的样本采集和数据研究，最终证实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砾全都孕育于塔里木盆地纵横的古河道中。这一重大发现，为中国沙漠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也让朱震达在沙漠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转战沙地的探索
解决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源问题后，朱震达的目光又转向了中国北方的沙地。
内蒙古东部西辽河中下游的科尔沁沙地曾经是水草丰美的草原，牛羊成群，牧歌悠扬。然而，短短数百年间，这里却变成了黄沙裸露、植被寥寥的沙地，沙丘连绵，沙舌肆意吞噬着残存的绿地。
科尔沁沙地的景象让朱震达痛心不已。他走访牧民，了解沙地形成的原因，发现根源是人类在这片区域过度放牧、开垦土地，导致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就地而起的沙砾随风蔓延，逐渐形成了沙地。
朱震达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决心在科尔沁沙地找到治理沙漠化的有效方法。
朱震达在科尔沁沙地建立了研究站，带领团队展开长期的研究工作。他尝试了多种治沙方法，植树造林、种草固沙，不断摸索适合当地的治理模式。他常常和队员们一起，在风沙中劳作，亲自种植树苗、铺设草方格，观察植物的生长情况。
有一次，他们在种植一种新引进的固沙植物时，遭遇了严重的风沙袭击。刚刚种下的树苗被大风连根拔起，吹得七零八落。大家有点灰心，觉得种树固沙方法难以取得效果。朱震达鼓励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挫折就放弃。我们要总结经验，找到更好的方法。”在他的鼓励下，队员们重新振作起来，继续投入治沙工作中。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朱震达在科尔沁沙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发现，合理的封禁措施能够促进沙地植被的自然恢复。在他设计的实验项目中，一片完全禁牧的沙地，仅仅20年就出现了以榆树为标志的稀树草原景观，这让研究人员看到了沙漠化逆转的希望。
草方格的改良之路
1958年，连接内蒙古包头和甘肃兰州的包兰铁路开始修建，其中有四十二千米的路段要穿越腾格里沙漠。在铁路建设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建设者面前：这里黄沙遍野，风沙天气频繁，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大风一起，流沙瞬间就会掩埋铁轨。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铁道部和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齐聚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沙坡头，共商筑路大计。科研人员首先想到的是植物固沙，但沙坡头风沙极大，沙丘流动性强，植物刚刚种下就会被风蚀沙埋，成活率极低。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来自苏联的专家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固沙方法——利用废弃的麦草，一束束呈方格状铺在沙上，再用铁锹压进沙中，留麦草的一部分自然竖立在四边。经过反复实践，大家发现这种草方格确实能够降低流沙移动的速度。
然而，苏联的沙漠地区气候相对湿润，风沙活动远没有中国沙漠剧烈。中国的沙漠横跨多个经度，气候环境差异很大，如果盲目照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扎制数十万平方千米的草方格，一旦推广失败，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朱震达意识到，中国的沙漠化治理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于是，他再次返回大漠西部，带领团队在沙坡头安营扎寨，自制了集沙仪，用来收集不同高度的沙砾，分析风沙流的运动特征。
在恶劣的风沙天气中，他们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试验。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准确性，朱震达和队员们常常要在风沙中坚守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
经过大量的实验和数据分析，朱震达发现，普通风沙天气中，绝大部分沙砾基本是在距地表0-10厘米的高程内随风运动，其中90%的沙砾集中在紧贴地面0-5厘米范围内。即使在强烈的沙尘暴环境中，绝大部分沙砾仍然在距地面5厘米的范围内移动。
这一结论看似简单，却为治理沙漠带来了重要启示。根据这一研究成果，中国对从苏联引进的草方格进行了改良。将麦草高度控制在20厘米以内，这样不仅节省了材料，而且能够更好地阻挡紧贴地面5厘米流沙的移动。同时，草方格扎制的面积也从苏联的5×5米缩小到1×1米，有效防止了方格中间的风蚀现象。
改良后的草方格固沙效果显著，如今已经在我国北方广大沙区大规模铺开，成为世界上最科学有效的固沙手段之一，为全球沙漠化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治沙之功永载史册
朱震达毕生致力于沙漠化防治研究，建立了中国沙漠科学的理论体系，并推动相关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他主导的沙坡头治沙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全球环境保护先进单位”，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占据领先地位。他的学术贡献不仅体现在理论突破上，还包括培养科研团队、参与国际合作（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制定）等方面。
1985年，他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现称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首批院士。这一荣誉的获得，既是对他个人学术成就的认可，也标志着中国沙漠化研究在国际科学界的影响力提升。正如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在纪念他的铜像落成典礼上所指出的，朱震达“创建原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建立和发展中国沙漠科学之功必将永载史册”。
朱震达（1930-2006），海宁人，沙漠学家、地貌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沙漠与沙漠化研究的创始人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