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杰
小时候的初冬，若是遇上大晴天，祖父搬一张藤椅到屋檐下，手里端着清早煮好的粥，粥里伴着些冬菜。我搬张矮凳，靠着祖父边上而坐。
时光的散漫在那样的日子可以清晰感受到。一整个早上，几乎无所事事，只是坐在此处，看着稻场上晒着的稻子就好。祖父的背有些驼，又因疾病缘故，肩胛骨上面凹陷下去一个窝，两肩膀都是如此。我喜欢将我的小拳头放在两个窝中，转圈圈。祖父并不恼。
他吃过早饭，拿着铁耙将晒在稻场上的谷子又拨拨匀，翻翻身。我跟在祖父身后，蹑手蹑脚地拿着一柄小铁耙，有模有样地学着。
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湿润，许多人便会生出冻疮，我自小便长冻疮。祖父看着我手上初现的、红肿的冻疮，心疼不已。他一边翻着谷子，一边喃喃地说：“冻疮今年生了，明年还要生的。”我的冻疮生在手上，而父母亲的、祖父母的，都生在脸颊和耳廓上。他们在冬日里，也要迎着寒冷、彻骨的北风在田间地头忙碌。脸颊上那两团深色的、有些皲裂的冻疮，是他们勤劳的印证，如同土地给予的另一种印记。
初冬，也饱含着勤劳与收获，这收获，不独属于那金黄的稻浪。
家中大片的田地种了水稻，在深秋收获。而小片的田，祖父总会种些芋艿和番薯。这些作物不争肥、不抢地，默默地在田边角落生长。
初冬的阳光，已褪去了燥热，变得温存而明亮。祖父瞅准了连续几个这样的好天气，便扛起那把磨得发亮的四齿铁耙，手里抓着两只蛇皮袋，对我说：“走，我们去翻番薯和芋艿。”
相较于在家中，我更喜欢去外面玩。我欢天喜地地跟在后头，手里拖着我那柄小钉耙。河畔的滩地，泥土因为河水的滋养，显得格外乌黑湿润。此刻，芋头阔大的叶子已枯黄，番薯的藤蔓也失了翠色，多了些紫红色。
祖父先在地头站定，眯着眼看了看，然后，卷起袖子，往手心啐了一口，举起铁耙。铁耙落下，齿尖嵌入土里，发出“噗”的闷响。他用力向后一扳，一大块赭黑色的、带着浓重湿气和凉意的泥土便被翻掘开来。
泥土被翻开的那一瞬，一股清冽而厚重的土腥气立刻弥漫开来。紧接着，几颗胖乎乎的芋艿便从松散的土块中显露了出来。
翻番薯则更需要耐心和技巧。番薯深藏在垄土之下，若是不知深浅，一耙下去，很可能就将好端端的薯块劈成了两半，那便可惜了。祖父的铁耙落下去，角度和力道都拿捏得极准。他先是浅尝辄止地刮去表层浮土，待看到泥土微微裂开，透出一点紫红的皮色，便改用双手，顺着那番薯的轮廓，慢慢地将它从大地的怀抱里“请”出来。
回到家，祖母早已烧好了热水。新鲜的芋艿和番薯被洗净，放入铁锅里去蒸。当灶房里的水汽氤氲着，一股朴素甜香飘散开来。
年少时，对初冬没有多少体悟，如今多了些思考。
初冬，万物开始敛藏，将生命的力量收缩回根系，蛰伏于泥土深处，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召唤。而初冬的阳光，不再灼热，它将时光凝固得慢了些，将祖父脸上的皱纹、将父母亲脸颊上的冻疮，都照得柔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