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振东
钱塘江北岸的风，总带着些时光的温润，拂过穿越闸口集镇的沪杭公路。这条路一头连着杭州的烟火，一头系着上海的繁华，也曾载着无数闸口人的日常，穿梭在上世纪70年代小镇的热闹里。
那时的闸口，算不上大，却“五脏六腑”齐全得让人安心——供销社里总挤满了打酱油、扯布料的乡亲，海宁市公路总部、海宁交管站的牌子在街边格外醒目，公交汽车站的站牌下常有人翘首等待，保健站的玻璃窗后飘着淡淡药香……
沿街再走，商店的柜台里摆着孩子们眼馋的糖果、零食；棉站、茧社、粮站是家家户户过日子的“靠山”；肉店门前早早就排起了队，兽医站里传来牲口的几声轻唤；百货部、油酱部、杂货部、文具部挨挨挤挤；连打铁店的叮当声都透着生气；行船码头边水波荡漾，船闸缓缓开合，载着货物与行人。在这所有热闹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那座千人影剧院——它像一颗璀璨的星，照亮了闸口人的文化生活，也成了一代人心中最珍贵的记忆坐标。
我至今记得少年时去影剧院看《铁道游击队》的场景。那天的太阳还没完全落下，影剧院门口就已经挤满了人，有挎着篮子刚从地里回来的村民，有穿着新衣裳的年轻人，还有被大人举在肩头的孩子，笑声裹着晚风，热闹得像过年。
等走进影剧院，更是满眼的拥挤——998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周边村里的乡亲们，都特意赶来看这场电影。银幕亮起的那一刻，整个影剧院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电影里的枪声、马蹄声，还有观众们时而紧张、时而激动的叹息。
后来我才知道，这座在当时算得上豪华的影剧院，是原闸口大队的马福林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建起来的。一个村能建起这样规模的影剧院，在那时的江南乡村里实在少见。影剧院的楼上，是闸口村委会办公室；楼下的大厅，则承包了整个集镇的“文化盛宴”。不光是放电影，当时，黄湾乡政府开大会也总选在这里，只因地方大、能坐的人多。影剧院的穹顶，仿佛都盛着整个乡的期许。
那些年里，影剧院的热闹从未停歇。外地的剧团常来演出，穿着水袖长裙的演员们在台上唱着《梁山伯与祝英台》，台下的老人们听得入了迷，眼角悄悄湿润；村里的两位电影放映员，总是骑着自行车，从电影公司驮回一卷卷胶片。几乎每晚，影剧院的灯光都会准时亮起，有时是战斗片，有时是故事片，哪怕是重复放映的老片子，乡亲们也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的农村，经济还不富裕，电视机更是稀罕物，观看电影成了村民们唯一的文化享受。每当广播里传来放电影的通知，消息就像长了翅膀，飞快地在村里传开。傍晚时分，村民早早吃过晚饭，往影剧院赶，路上碰到熟人，笑着问一句“今晚去看电影不”，脚步却丝毫不停。电影开场前的嘈杂，放映时的专注，散场后的议论，还有黑暗中偷偷递过来的一颗糖、一句悄悄话，都成了最温暖的“文化午餐”，滋养着乡亲们的精神世界。
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流转，随着农村经济渐渐好起来，电视机慢慢走进了家家户户。屏幕虽小，却能随时看到新鲜的节目，影剧院的灯光渐渐暗了下去。曾经座无虚席的大厅，慢慢变得冷清，电影放映员的自行车，也很少再往电影公司跑。到了大约2010年，闸口村委会新的办公大楼建了起来，那座承载了无数人青春与记忆的影剧院，终究没能逃过被拆除的命运。
如今再走在闸口小镇的街上，沪杭公路依旧车来车往，新的房屋拔地而起，旧日的景象大多已寻不见踪迹。可每当我想起闸口影剧院，想起《铁道游击队》的精彩画面，想起那些挤在影剧院里的夜晚，心潮依旧会忍不住激动。那座消失的影剧院，早已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段镌刻在钱塘江北岸的时光，是一代闸口人珍贵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