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芳
1931年，张宗祥受平汉铁路委员长何竞武之邀，担任平汉铁路局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面对东北受日本侵略，悲愤之极。1934，张宗祥赴南京，主管铁路银行，专理各铁路线收入。不久调任北宁路专员。七七事变爆发时，他在武汉。
上海战事起，南京陷落，逃难的人涌向内地，前来投亲靠友的人多了起来，他将自己在汉口黄陂路上海里的寓所楼下两个房间让给友人，自己则搬到楼上，继续抄书、校书工作。即便在战火中辗转于川桂渝间，颠沛流离、生活困顿，校勘古籍的学术工作，他始终没有放弃。
1937年，张宗祥将历校宋元各刊《论衡》的手写稿交商务印书馆，在即将付印时，遭日寇炮火所毁。国难之时，古籍蒙灾，是读书人的切肤之痛，也正因此，张宗祥对中华文化的爱愈发加深。
1938年8月，平汉铁路局将迁桂林。57岁的张宗祥携妻王淑英，带上三件行李，匆匆从武汉出发，经衡阳，到桂林，已是秋天。一路极尽艰辛，在铁峰山下租得一屋。有人来问桂林山水的感受，张宗祥回答：“翻转钉鞋底向天，即桂林矣。桂林山硬、水硬、人更硬。”
这位书生，性格刚强，崇尚硬气。因敬仰文天祥，改名宗祥。
他在桂林的时间并不长，但因缘际会，与蒋百里夫妇相遇、为宋云彬开药方，但转眼分别，战火连天，有的日后再见，有的永远见不到了。
1939年元旦，张宗祥夫妇到了重庆，住在由学生马敬铭为其租下的江家巷六号。房子三楼三底，张宗祥一家住中间。他匆匆赶赴交通部报到，任编审委员，派在技术厅。自此，他与平汉铁路局画上了句号。
当时浙江高等学堂在渝同学，召开欢迎师长会。张宗祥、陈伯年和沈士远三位老师参加。在渝州酒楼，年过半百的张宗祥纵谈今昔，意态一如当年，论及时局慷慨激昂，忧国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席间不停地叮嘱诸位学生：共为国家，依前迈进。面对鬓发斑白的学生，他说：“国家民族之败类，最卑污苟贱，不齿于人类者，莫过于汉奸。”
来重庆后，物价上涨，生活困窘。张宗祥一家先后从江家巷六号，迁来龙寺，再迁桂花园。一两年中，居无定所。加上不断的空袭，灾难时不时降临，有时还不得已到华严寺躲避。直到1940年秋，才到虎头岩定居。其时，老友之子徐世青担任中国农民银行代总经理，数次托人来邀。于是，他又出任农行秘书，不久改任金融研究所处长。
抗战初，离开武汉前，张宗祥就将其在北平和武汉所抄书，托蒋梦麟携之入川。当时蒋梦麟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在战火四起、风雨飘摇时尽力搜集善本古书，所得甚多，皆藏白沙山中。张与蒋有师生之谊，又曾为浙江大学筹建而一起奔走呼吁，只要发一句话，借本书看，应该不难。但张宗祥并不这样想。古籍珍贵，“万一被毁，罪过难赎”。他只要来书目看看“过眼瘾”，对于爱书人来说，真可谓“企望山中，弥深饥渴！”
护书抄书，校勘古籍，是他对中华文化深深的爱。抗战期间，仍校书不辍，功夫不废。在重庆，张宗祥辗转借得《周官新义》《毛诗名物解》《埤雅》三书，1942年，写成《王安石字说辑》。1943年，张宗祥著成校勘学专著《读书札记》四卷。1944年，他又辑成《杨子》一卷，完成早已开始的《董子》十七卷的抄正工作。
1945年初，因黔境独山、都匀为日寇游骑所扰，文澜阁书运至重庆青木关教育部，教育部设保管委员会，聘张宗祥为委员。他冒着寒冷，赴青木关阅视书籍，为古籍完好无损而庆幸。这部四库全书，倾注了张宗祥太多的心血，更凝聚了许多浙江人的乡情厚谊。烽烟将收，他祈盼此书能早日返回湖上。当然，此梦终成真，他与四库全书的缘在杭州得以再续，张宗祥将在西子湖畔看到文澜重光。
诗笔纪实
留民族苦难印记
跨越烽火，张宗祥亲身经历民族的至暗时刻，见到了中华大地上的苦难，感受着抗战凝聚起来的不屈精神。他为续中华文脉而抄校古籍，他的子女则用青春热血表现爱国情操。
武汉吃紧之时，张宗祥曾安排自己的子女张珏、张璇、张同、张兆和张玖立即西迁。其时，三子张重考入空军，父亲欣然送子出征。虽之后因故被航校除名，但张重仍成为飞虎队一员，曾担任重庆至桂林的运输大队大队长。五子张同则在重庆参加了地下党工作。八子张兆在抗战时期入浙大和复旦学习，于1943年考取中国远征军翻译官，被分配在远征军运输第一大队，乘飞机由印度入缅甸对日作战，两次受伤。
子女纷纷上前线，老父则在后方坚持。张宗祥一手抄古籍，一手写古诗，以文字记录抗战，为时代留下痕迹。
只有经历过，才知战争的残酷并非只在战场厮杀。见识过“流民百万冲风雨”的史诗级苦难，民间疾苦在他笔底激起无尽波澜。除了有《听女仆唐姓诉述》等叙事长诗，还有不少即事诗，集成《游桂草》《入川草》，皆纪实之作，堪称“诗史”，折射出亿万人民遭受的痛苦，以及顽强坚韧的品格。
1939年8月3日夜，他从黄梅县渡江走粤汉线，眼前尽是逃难之人，武汉还在200公里外：“沿江警报黄梅陷，武汉家家纷入川。老大携室向南去，溽暑恼人愁未眠……”在路途之上：“下车醴面水浑黄，入口村茶有异香。逐队征夫同渴骥，数家村店闹蜂房。土簋竹箸兼陶碗，白藕青椒杂紫姜。饭饱各分南北去，不知何处是收场。”恰似一幅流民图的放大细节，战时的生死无常留在诗行结句里。
空袭是平民的噩梦。如1938年9月26日敌军空袭，桂林还珠洞挤踏死伤妇稚六七人就是他亲眼所见的惨案。1939年5月3日，日机轰炸更让张宗祥在江家巷的住屋毁于一旦，《铸鼎集》《苦笑集》稿毁，家用什物大部亦毁。5月4日，敌机又来狂轰滥炸。张宗祥当时在交通部防空洞内避，王淑英则携九女至南岸以避敌机。
他记述下当日的情景，字字有泪：“妻率儿寻予，予觅妻与子女。时天尚微明，率妻女负行李，徒行赴华严寺。经炸区，鞋底如燃。尸仆路旁，若烤焦，有腹裂肠出者。勉强行三四十里，至浮图关，得一山轿，予乘之，妻率女仍步行。行未久，忽暴雨，衣履尽湿。至寺，宗镜和尚方出茶款客。妻女亦至。讶其速，云得三马，故能尔。原住屋中弹，予住寺中二旬，收拾惊魂，再图他计。”
抗战进入胶着阶段，家山远望，亲人分离。1940年，张宗祥生母沈太夫人住上海已四载，且年已望九，长途万里，无计奉母供养，“头白儿思头白母，半年儿发白如银”。那年入秋，他终于在虎头岩安家，但条件极为恶劣。他在《巴山夜雨录》里记载：“予后居虎头岩，茅屋三椽当东山之角。大风暴雨两相袭，纸窗尽破，则与老妻持布单被钉窗上以御之。因书一联悬家中曰：四面云山如画里，一庐风雨俨舟中。又额之曰：冷藏。”
1941年，张宗祥60岁。他的许多挚友已离他而去，蒋百器早殁于海上，蒋百里1938年殁于宜山，李维岩1939年殁于故乡。不久，他的生母沈太夫人无疾而终，消息传到重庆时，距卒时已过月余。张宗祥把收到的一万多元奠仪全部捐出，作为浙江救灾款。1943年冬至，他遥祭母亲，恸哭不止。
巴山蜀水
独辟中医药新路
“抗战役起，入巴东，处山野草舍中。同事洪君患伤寒，热度四十左右，地僻世乱，医药难觅，乃始为之处方。病愈之后，日有数人丐诊治……”这是张宗祥自述抗战时期为人开处方的缘起，是在战时的川渝山野，不得已而出手。
他算得上不折不扣的“久病成医”。
张宗祥自幼患足疾，不能行走，养成喜静的性子，遍读家藏中医药书籍。等到成年，又数次遭遇子女夭折之痛。30岁后，更勤于研习中医、中药，除处方服药，调理自身，也尝试为自己的亲朋治病。终于在知天命之年，抗战避寇之时，僻野荒村的乡民们缺医少药之际，以一技之长，用中医中药救治流民，活人无算，且皆不收酬金。
在重庆时，日寇轰炸不断，有段时间他居华严寺避难。每当饔飧不继时，便由和尚供给膳食。一日，寺内和尚忽然病倒，请张宗祥诊治，药下数帖即愈。因为有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加上长期对中医药理论的研究，他撰写了《本草简要方》《医药浅说》等多部医书，这也是战争期间的意外收获。
即便在抗战胜利后，有不少友人慕名前来求医，有些疑难杂症，他能一方治之。通观他所著的“冷书”，除了随笔、校书记、读书笔记，还有不少医药说。在晚年退休之后，他将积累几十年的旧时所录所记进行整理，写毕六十多万字的《神农本草经新疏》一书，广征博引古今中外400余家、约500种专著，复详加考辨订伪，成其皇皇巨著。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千里奔波，以中医为亲朋和难友解决病痛的临床实践，成为他人生的重要修炼。
张宗祥在挥毫泼墨。（图源：海宁市档案馆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