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芳
甘露，原名蒋德良，1920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在1937年夏季，她还用着父母给她取的名字：蒋德良。淞沪战争爆发后，从浙江省女子蚕业讲习所刚毕业的她，面临人生重大选择：随着父母到租界避难，还是奔赴抗日救亡的路？
18岁的姑娘独立作出了人生抉择，去浙南，去抗日。
1938年3月10日，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诞生了。6月5日，浙江省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金华成立。蒋德良的老师萧崑担任秘书长。
很快，蒋德良就接到了萧崑的邀请。她从丽水赶到金华加入难童保育工作，成为宣教组的一名队员。
浙江保育分会成立后，立即开始了难童抢救工作。随着南京、杭州相继沦陷，哀鸿遍地，浙江难童挣扎在死亡线上。从1938年5月至7月，蒋德良与队友们深入浙东前线，冒着危险，跋山涉水，在萧山、余姚、诸暨、绍兴等六七个县搜救难童，并沿途作抗战宣传。
她们从被战火蹂躏的乡村，轰炸后的瓦砾堆里，被炸死炸残的母亲怀抱中接收可怜的孤儿，将孩子们送到临时保育院。她在1940年的回忆里写道：
我乃负责宣传工作。其时宣传方式，包括文字之类，演剧，访问难民及家庭等工作。除了在金华地区举行一星期之扩大宣传外，后又组织宣募队去各县，尤其着重在前线各地。因为一个重大的使命是抢救火线上的难童，地点在浙东前线，即绍兴、宁波、萧山一带，共有队员十余人。我与一位同志负责领队工作，一月余上来，我们的成绩是抢救难童一百余人；把保育儿童之意义及任务之迫切这一点，普遍地传到所到各县各乡去。再一方面是募集保育经费，与儿童学习、生活上之用品；还有是发动各县知识妇女组织保育支会，以继续宣传、收容、获送难童之工作。一月余的宣募队工作的过程中，使我更切实地锻炼学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及前后方的工作心得。
仅仅两个多月，保育会抢救队员们就收容了300多名难童。鉴于难童日益增多，浙江战时儿童保育院（即浙江省第一保育院）应运而生，院址设在丽水碧湖瓯江畔一座古旧肃穆的天后宫里。这所保育院自创办到1943年7月，共计收容难童1908名。后因难童数量增多，又于1939年11月创办了浙江省第二保育院，由共产党员戚铮音任院长。该院自开办到1943年7月停办为止，共计保育儿童697名。
这些可怜的难童受尽人间苦楚，病孩极多。初入院时或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或有多种疾病，鸠形鹄面。瘌痢头、传染病随处可见，有心理病态现象的为数众多。据入院检查结果显示，刚收进的三百个孩子中，竟找不出一个完全健康而无一项疾病的儿童。相反的是，带有的疾病数竟超过了人数，一个儿童患有两种以上疾病的绝非偶见。
当时，从事保育难童工作的几乎都是青年女子。这群年轻人离开学校不久。虽然实践经验不是很丰富，但是热情满满，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并不轻言退却。她们到各地宣传抗日思想，奔走在救亡前线，用女性温柔安抚幼小的心灵。
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孩子收进来，生活在一起，教育和保健非常特殊、非常困难。保育会机构小，人手少，活动经费有限，工作十分繁重，常常需要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有时甚至分外的工作量比分内工作还多。
蒋德良在戚铮音指导下开展工作。戚铮音生于1909年，浙江余姚人，共产党员，曾于1934年底、1936年初先后两次遭国民党逮捕，经营救出狱后，来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由组织安排，在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区第三游击支队任连队政治指导员。浙江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她担任了保育会理事，自此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终身未婚。
和蒋德良同工作同居住的程为昭，乃浙江大学“一二·九”运动的骨干，也是共产党员。
蒋德良在这群优秀而坚强的妇女身边工作，把青春生命融进了爱国洪流。她是受孤儿喜爱的漂亮姐姐，也在烽火里迅速成为干练的抗战宣传员。
烽火千里
辗转护送浙江难童
1938年8月间，获悉日寇即将侵犯浙东，情况十分危急。浙江难童保育院受命把难童迁赴长沙。于是，第一批抢救的303名难童在浙江碧湖仅仅抚养了3个月就要远离家乡送去荆楚大地。护送队组织起来，要将他们送到湖南省保育会，再转送到大后方保育院。
战火纷飞千里奔走，这些难童踏上了一条非常艰辛的长路，其中大多数孩子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
护送大队由十一二人组成，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将难童从丽水接至金华，选择乘火车去长沙。此时，铁路线常被敌机轰炸袭击，火车停停开开，原来一天的路程，竟花了三天三夜。1938年夏末，浙江难童一个不少，全部安全抵达长沙。
难童被接收后，紧急安置在一所小学内。长途疲惫，加之长沙正流行传染病，初来乍到的孩子们病倒了许多。人生地疏、缺医少药，把当地保育人员急得团团转。护送大队决定留下六七人以湖南保育院的保教人员身份，守护家乡难童。蒋德良舍不得离开这群孩子便留了下来。两年后，蒋德良回忆当时留在长沙的心境：
我非常喜爱最最纯洁天真的幼稚生。那时我自愿地负起了百数幼稚生之保育工作。当时工作很顺利，很愉快。虽然初换在一地一事，困难很多，但我与儿童间之协调与互慰，可以弥补一切困难。只是使我更能忍耐地干下去了，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受难的无所依靠的孩子们。
蒋德良在长沙保育院工作至十月下旬。因战火蔓延，湖南保育院安排撤退，浙江难童将从长沙撤往湖南沅陵。长沙保育院总务组长是湘潭县人，领着蒋德良等人带着308名浙江难童，队伍里新增的几个孩子，是在长沙收的5名小叫花子。一队人在深夜来到开往常德的轮船码头，搭上省政府为难民准备的轮船。
“由长沙经洞庭湖，逆水上溯，为期一月。”这段长路在她的回忆里仅用十五个字来概括。
行程路线也非常清晰简洁，略去了烽火四起时的艰难险阻，惊心动魄——从长沙上船，沿着沅江到常德，再从常德到桃源，再赴辰溪，走的都是水路。难童们从辰溪上岸后，改乘汽车到达沅陵。一个月的艰险历程，孩子们安全抵达目的地。
抗战胜利后，保育总会于1945年9月宣布正式结束战时难童保育任务。抗战时期，有近万名的女性走出家庭，当起了“难童妈妈”。23个战时儿童保育分会，61个儿童保育院，共计抢救、收留、保护、培育了近3万名儿童。守护战争孤儿，为国家未来而奉献，这群年轻女孩由此踏上抗战救亡之路，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
“养蚕姑娘”
服务边区蚕桑业发展
蒋德良再次完成了护送家乡难童的艰巨任务，便决定结束战时儿童保育工作，追随着心中的理想前行。
一条漫长的路在她面前展开，山川连绵，艰苦卓绝。她从湖南沅陵出发，经镇远，抵达贵阳，再换车。路经遵义、娄山关，抵达重庆。
她的目的地是延安，但没有“介绍信”暂时进不去。她不得不到四川西充作短暂停留。之后再由西充仁和出发，走古蜀道，经阆中至剑阁、广元、汉中、宝鸡，直到西安。19岁的姑娘只身一人，走过铁路、公路、水路、山路无数，以青春炽热的“壮游”完成孤独的抗战“长征”。当然，她还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在古都咸阳的老村庄，一个人度过20岁的新年，唯有理想，像一束微光在支撑着她。
从浙江出发直到抵达延安，她的抗日救亡之路横穿大半个中国，从蒋德良变成了甘露。为她取名的张文彬在四年后牺牲，是新中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之一。出于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她决定终生不改“甘露”这名字。
她进入了延安女子大学，与一群飒爽英姿的女子共学习同进步。毕业后，1941年秋至1942年春，她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农业科工作。为了调查边区的农桑，她组织由五位青年组成的边区蚕桑考察团，自任团长，用40天的时间完成对绥德分区所属的清涧、绥德、吴堡、安定等县的实际调查，通过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得出结论：边区发展蚕桑业是有前途的！
陕北高原又用整整三年硬朗的风，吹红了青春少女的脸颊。
1942-1944年，这位江南女子继续行走于黄河边，在大后方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栽桑种树，养蚕育种，推广科学养蚕，为发展边区的蚕桑业，成绩卓著获得表彰。毛主席在延安的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参观她的“蚕丝展览室”，亲口表扬她是“我们的养蚕姑娘”，那一年她25岁。
甘露（蒋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