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芳
他只活了短短四十岁，是当时国内学界最有希望传承王国维学术命脉之人，却在抗战伊始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吴其昌与妻子诸湘，以及弟弟、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一同绝食，要求国民政府积极抗日，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吴其昌1904年出生于海宁硖石，字子馨，号正厂。192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1925年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师从梁启超和王国维。历任私立南开大学讲师、国立北平图书馆特约编辑委员、国立清华大学专任讲师、国立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他虽是一介书生，却在东北沦陷后，绝食请愿，与志同道合的亲人一起以生命呼喊抗战。这一年，他27周岁。
弟弟吴世昌从家在东北的同学处得知东北事变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在燕京大学校园内贴出《告全体同学书》，成立学生抗日会，并当选主席。发动罢课游行、募捐、慰问，编辑抗日刊物……吴其昌一家为抗日积极奔走呼号。当得知马占山将军在东北孤军抗日，弹尽粮绝的消息后，他们一家于11月20日开始通电绝食，到张学良官邸请愿，提出发兵东北等三条要求。据张府商议只答应第一条，第二三条则要请示南京。于是三人从北平到南京请愿，在天津站吴世昌致书燕京大学请假，并说：“吾辈书生，无以报国，但有血泪，誓当挥洒。”他们到达南京时已引起轰动，教育部长接待，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肯定答复。吴其昌与妻、弟三人哭谒中山陵，并发表《昭告总理文》，才恢复进食，共计绝食84小时。
清华教授全家绝食呼吁抗战，此事震动全国。清华大学组成请愿团200余人于1931年11月24日赴南京，全国响应他们的声援和请愿活动此起彼伏，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潮风起云涌。
在他们南下途中，还有此事值得留下一笔——在滞留天津车站时，吴其昌在报纸上看到徐志摩空难消息，作为志摩的表弟，他哀痛不已。“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十分，车过济南党家庄开山脚下，凭吊志摩表兄殉难处，时全家三人绝食第四十六小时。其昌记。”他在一张《大公报》报沿上写下了一行歪歪斜斜的蓝色字，纪念这个难忘时刻。日后，他不仅撰文纪念诗人徐志摩，还应徐父申如先生的要求请凌叔华为徐志摩题碑：冷月葬诗魂。
不久，“合门绝食”的吴其昌很快被清华大学借故解聘，武汉大学聘他任历史系教授。
1932年，吴其昌夫妻来到美丽的珞珈山。在武大，他主要讲授《古代文字学》《商周史》等课程，他发表演讲《治学的态度和救国的态度》，提出要贡献“生命的诚恳”。诸湘夫人则参与劳军活动，手缝棉背心十余件送给抗日前线将士。在此地，他撰文、著书、做报告，继续为抗战救亡四处呐喊，终因积劳成疾，于1937年春患急性肋膜炎住院。吴其昌于病中赋诗，热血难冷，忧国忧民的情感充沛之至：
寂寞帘扉起暮埃，江城迢递卧荒莱。离离瘦骨媚孤影，劳劳人间滋百哀。
忧国不辞身独瘠，忆辽常梦鹤重还。何须金篦苦针灸，沸血胸中自往来。
讲台上宣传抗战：
“往来口血千回吐”
1937年7月8日，叫好的出租车已在等待，吴其昌全家要到北平参加兄弟世昌的结婚典礼，却闻说卢沟桥事变，计划改变。一个月后吴世昌从京城逃到武汉与兄嫂见面，他们聊的又是家国大事了。吴其昌连续演讲撰文，不遗余力提倡“不屈服，即胜利！”
抗战全面爆发后，武汉大学于1938年迁四川。西迁之前，吴其昌将家藏大量图书、文物以及部分文稿存于汉口英商平和洋行，共三十七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洋行来信称：日军进入洋行，存物不保。此事对先生刺激极大。
吴其昌夫妇带着女儿吴令华来到乐山，战火很快蔓延而来。
1939年8月19日，日寇轰炸乐山。吴其昌正在重庆开会。一颗炸弹落在吴家后院外，幸未伤人。他自渝回来，不问家中有无损失，只问师生情况。听说叶圣陶家房子被烧，叶母差点逃不出去，吴其昌顾不上吃饭，就赶去叶家慰问。遭轰炸之后，他和其他教授一起在乡下租了间房子躲警报。那里驻有一支新兵部队，对即将赴前线的士兵进行军事训练。吴其昌有空就去和战士聊天，给他们上历史课，鼓励他们为国英勇杀敌。
吴其昌是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亲传弟子，他的课讲得相当好。学生感叹：“先生每次讲课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专题讲演，主题鲜明，逻辑严谨，语言考究，又不失风趣……”国学大师陈寅恪曾为他写过推荐信：“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可见“教授中的教授”对他学问的赏识。
抗战时期，吴其昌更注重以史鉴今，每逢讲到西晋、北宋、明代亡国之痛时，他在惋惜悲愤之余，总是结合战争现实谆谆教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课时，曾领导同学们高唱岳飞的《满江红》和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大讲岳飞、文天祥的英烈，以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
他的学生马同勋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他回忆在吴其昌的教育影响下，全班十一位同学中，有七人奔赴抗日前线，二人为国捐躯。“先生有时讲着讲着就会咯出一口血来，同学们劝他早点回去休息，先生却说：‘战士死在疆场，教授要死在讲堂，我已活了四十岁，如加倍努力，不就等于活了八十岁吗？’稍事休息后，先生又振作起来，继续上课，我常常是噙着泪听先生讲课，受先生精神的鼓舞，愈加勤奋。”
除了上课、写作，吴其昌全力投入繁忙的抗日救国宣传中。他到处讲演，对青年学生讲，对抗日军官讲，对大小官员讲；讲日寇对我国侵略的历史，讲历史上的国难教训，讲抗日必胜的信心，讲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讲国民特别是“士”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对于抗日战士，吴其昌往往敬重有加。据吴令华说：“有一次，爸爸带回一个小伙子，说是在浙江同乡会上认识的，负伤来到乐山；又说是南洋华侨，在此举目无亲，衣食无着。爸爸敬爱抗日英雄，就将他带到家里，为他租旅店，送衣被，管饭食，还给钱，并叫妈妈和我常去照顾他。最后发现那人是个骗子，卷钱物逃跑了。妈妈埋怨爸爸轻信，爸爸却说：‘下回遇到抗日将士落难，我还要帮。’”
治学不忘时局：
“血肉长城连海漠”
战事胶着，内政腐败，吴其昌感时伤乱，义愤填膺。他盼望胜利，却屡屡失望。
1939年秋，吴其昌陪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第二次上峨眉山，回来即开始咯血，时轻时重，迁延不愈。他兼任武大历史系主任后，工作忙碌，加上四川气候潮湿，他的身体塌方式地垮下来，但仍坚持白天拄杖上课，深夜埋头撰文。除了继续中国田制史、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以及《逸周书·王会篇》的国学研究外，他还将治学与时局紧密结合，以古鉴今，写下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蛮族侵略历史性的比较》等文章，学术研究方向彰显现实关怀，踩在时代的鼓点上。
不久，家乡有噩耗传来，他的大姐吴定在探亲途中遭遇枪战，不幸遇难。少年失怙的吴其昌想到从小呵护抚育他的大姐，在战争中受此摧残而亡，不由大恸。
亲友劝他保重身体，吴其昌说：“不至抗战胜利之日，决不休假。”陈寅恪来信婉言劝道：“尊恙想是过劳所致，不知能稍休养否？念念。”但吴其昌仍不肯稍加懈怠，数年中发表有关宋元明清学术史、古史国名考证、古音韵学、历代边政借鉴、民族抗御外侮史鉴，及纪念梁启超、王国维等师友的论文三十余万字，还写下宣传长期抗战、鼓舞士气的时论文章，共百余篇二十余万字。
这段时期，他还重编高中教科书，又打算编写《抗战护国贤豪传》，搜集了许多资料，已写出《郝梦龄传》《郑安宝传》。于是每到假期，帮父亲抄稿就成了女儿的一项任务。吴令华回忆说：“我至今犹记得：在西川偏僻小城的深夜里，宁静安谧，只闻大渡河水奔腾不息，汹涌澎湃，只见爸爸书房里一灯如豆，荧荧闪烁，爸爸独自边咯血边扶头撰文，直到天明。”
1943年春夏之交，吴其昌带病到重庆开历史学会及史地教育委员会会议，归途即感不适，到家大口咯血，但仍坚持授课。是年11月，冯玉祥到乐山为抗战募捐，给吴其昌送药，并要求他作文宣传。吴其昌不仅写了抗战救亡之宣传文章，还带病写了几幅金文书法作品，参加义卖。虽然他身患重病，仍工作不辍，偶或晕倒，稍息即强起工作如常。但只要有人劝他休息，他就回答，国难深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
抗战开始后，吴其昌结合抗战形势，侧重研究边政史及东亚史、民族的融合演变。中国学者对于边疆及外交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与国家遭遇的侵略和民族危机密切关联。九一八事变后，学者们重视边疆问题的研究，试图唤醒国人的民族危机感。抗战全面爆发后，此类研究显得日益紧迫。吴其昌呼吁大学历史系设“东亚史”课程，并筹划成立东亚史研究会。他先后发表《秦以前华族与边裔民族关系的借鉴》《两汉边政的借鉴》《魏晋六朝边政的借鉴》和《隋唐边政之借鉴》诸文。他原本是要写成《历代边政借鉴》一书的，上述这四篇论文即其中重要内容，可惜后来因其早逝而未竟全功！
1944年2月23日凌晨，吴其昌在四川去世，他拟革新中国古史研究的课题没有完成，“东亚史研究会”尚未建立……案头放着完成了一半的《梁启超传》。在抗战初起时，他呼吁积极抗战；在艰苦相持阶段，曾投书想携妻女一起从军，他始终是那个热血的爱国青年。最可惜的是，吴其昌离世时，抗战胜利已初见曙光，但他终究没有等到盼望已久的“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日。
吴其昌。
当时报纸发表了吴其昌绝食请愿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