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巳生出生于海宁盐官，16岁就已经在闯荡上海滩。到了中年，他从以宗教为主的社会活动领域转到了工商实业界。实业救国的梦想刚刚起步，战火就在神州四处燃起。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巳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工作。
战争是残酷的，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一起，就有炮弹落到陈巳生的家。当时他在黄陂南路的寓所被炮弹打中房门，击穿了一个大洞，不得已举家搬往兄长陈淼生家中。
次日下午五点多，暮色尚未降临，魔鬼般的飞机轰鸣声再次撼动沪江。上海大世界娱乐场受到日机轰炸，死伤千余人。当时陈巳生所坐的小轿车刚刚驶过西藏路，差一点就被弹片击中，惊心动魄的惨案再次发生在他的眼前。
无辜平民遭受飞来横祸，幸存之人纷纷涌向设在云南路口的仁济堂内的慈联会。当时只有赵朴初还没下班，面对着大量涌入的难民一筹莫展，幸好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吴大琨赶来帮忙，两人各执一面红十字小旗，冒着流弹，带领难民寻找安身之处。挨个敲开了宁波同乡会、金城大戏院、天蟾舞台等场所的大门，连夜安置难民到天亮。
战争爆发，大批难民不断涌入上海租界，接下来怎么办？赵朴初找到了陈巳生。虽然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共同的慈善之心和共赴国难的信心，让两位民主人士从此结缘。事情紧急，必须联手，陈巳生、赵朴初等爱国人士一起主持了上海红十字会难民收容所工作，搭起了遮风避雨的“屋顶”。
《申报》1937年9月5日的报道：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在此期间组织了非常时期委员会，自行筹措经费。到9月初，设立收容所10处，收容难民4千余人。
救亡，在国难到来之时必须落实到方方面面。10月，难民救济协会商议决定，组织劝募委员会，陈巳生担任劝募委员，具体负责筹募救济款项。这个公益团体直到上海全部沦陷仍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陈巳生不仅担任难民收容所负责人，还积极呼吁各界人士捐款捐物，协调救援人员和物资的筹集和调配。
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之后，乱世动荡，平民流离失所。一些公开的合法社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陈巳生参与发起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保联”），所募集的大量捐款主要用于救助难民，并使救亡运动扩展到整个保险业，原来的300人队伍扩大到近2000人。
还有著名的“华联同乐会”，在1938年秋季于山海里陈家旁边的西海大戏院成立后，会员逐渐超过万人，是上海滩颇具实力的民间爱国团体。陈巳生积极支持赞助华联同乐会取得合法地位，让其开始以话剧、歌咏、时事报告会、知识讲座、学术研究等形式宣传抗日思想，慢慢建立图书馆，向会员提供爱国的进步书籍，到组织慈善公演，为新四军募集款项。
陈巳生还参与组建上海保险界战地服务团，参加上海职业救亡协会并任常务理事；他与赵朴初、胡愈之、许广平、雷洁琼等一起创立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他投资并参加由胡愈之发起的“复社”……通过组织募捐前线急需的药品、食品和款项，全力支援抗日部队。通过有效利用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陈巳生等人解决了“孤岛”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填补了国家力量休克时期造成的临时真空，缓和面临巨大危机时刻人们的痛苦彷徨。
办译报 “送垦荒” 支援抗战
1937年12月9日，《译报》问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租界发行的，纯翻译的报纸，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却因文章锋芒毕露而被强令取缔。但媒体的窗口不能被关闭，中共上海负责人经多方联系，请来外籍人士出面担任发行人，将《译报》改为《每日译报》，挂起英商的牌子，取得租界的登记证。而实际上，由陈巳生与胡詠骐、赵朴初、许广平、吴耀宗、黄定慧等人共同投资，1938年1月21日，《每日译报》正式出版发行。
《每日译报》稿件来源广泛。创刊号上的文章就有来自苏联的《消息报》、英国的《每日先驱报》、美国的《世界新闻》、法国的《科学报》、日本的《改造》等十多种外文报刊。创办“满月”开始，又增设了报社自己采编的各类新闻，通过“特讯”“专电”等形式，经常报道国内的抗战消息，特别对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战进展和前线战况进行跟踪。并为中共的抗战理论和方针政策打开了窗口，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自1938年8月23日起，连续刊登了12天。周恩来的《论抗战的新阶段与侵略者的新政策》、朱德的《战略与战术》等政论文章也上了报纸。红星的光芒吸引大量青年走向延安，奔向新四军。
但青年们投军却并不容易，没有正式的通道难以到达。
陈巳生、赵朴初与中共地下党一起，从1938年开始以“遣送垦荒”为名，得到租界当局的支持，并获得了国际红十字会的物资赞助，把“难民”以合法形式动员、输送到新四军的行列。为此，陈巳生利用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包租了英商太古公司的“新京号”海轮。为避日伪耳目，首批800余人不但进行了乔装打扮，中间也安排了一些老人、孩子和妇女乞丐等作掩护，每人发了难民证，光明正大地乘坐敞篷大卡车来到法大马路（金陵东路）的轮船码头。这批参加新四军的“难民”先由海路南下至温州后，再由中共地下交通员带领，陆路北上安徽，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目的地。此后，又有两批“难民”400余人送往新四军队伍。
赴战场 在“孤岛” 举家抗日
陈家并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全家从老到小，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应和时代脉动。
1925年，陈巳生的兄长陈淼生与妻子张佩珠出资在上海买下了山海关路306弄山海里17号整栋226平方米的石库门房屋。淞沪抗战开始后，陈巳生全家也住到这里，因此这个抗战之家，被后人称为“山海里陈家”。
1936年暑假，陈巳生在南洋中学读书的长子陈震东从苏州军训回家，告诉父亲决定报考军校，要学习驾驶坦克技术。父亲尊重并支持他的决定。后来，他如愿考入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交通兵科战车队，参加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昆仑关大战、滇西反攻作战、远征缅甸等战役，在前方一线与敌寇厮杀搏命。后脱离国民党军队，加入粟裕的第三野战军。
战火燃烧到黄浦江畔，陈巳生次子陈震中及三子陈震海，积极参加上海敌占区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巳生的侄子与外甥里面就有陈震远、蒋祖同、蒋敦复、蒋震如、蒋兰徵、朱虹等自愿放弃了都市生活，从上海奔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加入抗日前线。
陈巳生的妻子徐剑英参与到红十字会为难民服务，将家里的旧棉衣等物，送到难民收容所。1938年，陈巳生等人还组织了上海民众慰问团到皖南慰劳新四军，将三千匹白坯布送到抗日前线。1939年，他又将捐款17.8万元托上海民众第二批慰劳团带给新四军军部。而其叔父陈汝桢，曾担任上海华面粉厂总经理，因战争关闭。日军入侵上海租界后，令他开工为日军生产军粮，他拒绝为日军生产。
1941年，赵朴初在觉园办了孤儿教养院，陈家积极参与，陈巳生担任董事，妹妹陈祖芬及陈震中、陈淼生之女陈静义都参与了教养院工作，为战争孤儿、流浪孩子等受难儿童服务。皖南事变后，有百余名新四军小战士突出重围，历经万难进入上海。因为他们中间有陈家送去皖南的人，就找到上海赫德路418号觉园。
赫德路对面就是日军上海司令部。为了让这批衣衫褴褛的小战士改头换面，赵朴初让他们把头发剪了，跟难童们混在一起。正值春节，天寒地冻，陈家叫陈巳生的四个侄女慈义、申义、赞义、静义往身上套了一件又一件棉背心、旧棉衣，由陈祖芬带着，坐上黄包车赶到孤儿院送衣服，并把家里所有的大米、面粉、黄豆等吃食全部送到那里。陈祖芬还动员亲朋好友拿出家里的食物和被服来。一百多名小战士就在孤儿院住了几个月，最后全部安全回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1943年，陈淼生、陈巳生两兄弟与孙瑞璜等发起创立大安木材股份有限公司，专门为抗日地下党提供安全隐蔽、筹措抗日资金及保值运作。因为，陈巳生将自己家庭的大部分收入捐献给抗日，陈震中回忆说：“家庭经济情况急剧下降，每晚的晚饭只能吃些稀粥，也没有菜。”他正在长身体时，吃不饱，闹情绪。父亲陈巳生的回答是：“全民抗战时期，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
爱国决非一句空话。在抗战中，有人无畏赴死，有人叛国求生，更多的平民在困境中咬牙坚持。陈巳生坚定地走在爱国救亡的路上，直到迎来胜利的欢呼，有幸亲眼见证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庄严时刻。
■朱利芳
抗战起，涌入租界的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