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芳
查良钊，字勉仲，浙江海宁人，曾先后就读于南开、清华等名校。1918年，21岁的查良钊赴美求学，拜入著名学者杜威门下，与胡适、蒋梦麟师出同门。四年后他学成归国，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河南大学校长、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当听闻中原受灾，他转身投入赈济事业。1930年，陕西大旱，他担任华北慈善联合会总干事，三次入陕，发起“三元救一命”活动；1931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他又赴灾区赈灾，救人无数。
抗战起
为义勇军募捐 为流亡学生安家
国家危亡时刻，查良钊不甘默默无为。
“九·一八”事变后，查良钊协助朱庆澜组建“东北难民救济协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组织，负责筹集和接受国内外的抗日捐款捐物，为东北抗日武装筹集粮饷、武器弹药、服装药品等物资。援助范围还包括资助调查东北军情、筹助军需、抚恤战士遗族、宣传和筹划实力应援等。
查良钊为支持抗日作战，唤醒民众全力抗敌，他积极走进大学作讲座，宣传抗战的实况。季羡林、夏鼐在清华读书时，各自的日记里都有“听朱庆澜、查良钊演讲东北义勇军之奋斗及苦况”等记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查良钊离开香山慈幼院，以教育部参事、赈务委员会专员身份办理北方战区青年学生救济事宜，后又在西安办理战区青年的救济工作。青年是抗战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为了让孩子有学可上，他曾亲率1700余名来自战区的中学师生，由陕西凤翔县步行至甘肃天水县。在由陕入甘途中，他写下：“关山万重，为国为民的同志来此，锻炼自己”等语，勉励流亡学生。
次年，国立甘肃中学创办，后改名为天水国立五中，查良钊短期出任校长，为教师工资和学生的伙食费到处筹借。在国立第五中学纪念碑上，有这样的文字：晋冀豫师生，负笈聚西安。校长查良钊，亲率度关山。辗转行千里，分批抵陇南。总校设天靖，国立五中建……三八年五一，开班续歌弦，树林作课堂，马扎是伙伴。共读油灯下，席地抵足眠……可见办校之初的艰难。
到昆明
继续从教 任西南联大训导长
查良钊于1938年应邀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诞生于战火中的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组而成，是中华文化教育史的传奇。此地没有大楼，却有大师，群贤毕至，人才济济。为更好地合作，北大派出老成持重的郑天挺出任总务长，南开安排经验丰富的黄钰生担纲建设长，清华请出才华横溢的潘光旦执掌教务长，查良钊出任训导长。
抗战时期，曾有广为传扬的联语颂赞联大：“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上联为黄钰生所出，下联为查良钊口应，解释为“南开坚定如山，北大宽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这既是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之文学形容，在联大教授浦薛凤看来也是查良钊“人品风格之描述”。
因在战时，西南联大条件艰苦。1938年，联大初到昆明时没有校舍，直到次年暑假把新校舍盖了起来。梅贻琦位于新校舍区的办公室一度只有6.6平方米，办公室以木板相隔，训导长查良钊就是隔壁邻居。但即使是草皮屋顶土墙的破教室，也常遭日机轰炸，危险丛生。
联大成立师范学院后，借了工业学校全部校舍作为该院的教室和宿舍，院长黄钰生和训导长查良钊即住在那里。在联大，查良钊奉行“训教合一”，在学生管理方面实行自治和启发式教育，注重教育价值，为联大和南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爱青年 爱学生
联大学子眼里的“查婆婆”
当时，绝大部分同学来自沦陷区，无经济来源，要从训导处查良钊先生处申请公费。然而公费只够吃饭，同学课余打工为常态，当家庭教师、到中学教课、到商店当会计，南屏电影院卖票的、饭店里洗碗的很多是联大同学。学生们衣着简朴，几乎都有“本色不保”衣、“空前绝后”袜、“脚踏实地”鞋。
查良钊看在眼里，也将爱护学生落实在行动上，他以“孩子头”自况，从学习到生活，关怀备至，“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弟，一切为他们着想”。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中，对查良钊有如下记载：“我们有名的查菩萨（潘光旦先生也如此说）。查先生主持联大的训导真是煞费苦心。查先生最了解同学的苦衷，公费第一次请不准，向他诉诉苦第二次自然就准了……查先生常为同学们的衣、食、住、行忙，从前吃公米的时候，他曾亲自跑到玉溪去弄米，有时遍跑昆明各公私机关，为同学借米。”
查良钊看到战时流亡学生的不容易。他坚持“爱护国家，爱护学校，首应爱护青年”，倡导教授要关爱学生，为学生排忧解难，凡事要从爱护学生出发。正因如此，联大学生将“查婆婆”“查妈妈”等称号送给查良钊。联大学生殷海光回忆：“当时我们替他取个外号，叫他‘查婆婆’，其热爱青年并受青年敬爱可以想见。如果每一个学校都坐着这样的一位‘婆婆’，那么青年人将会感到多么温暖！”
联大学生李凌回忆的细节更能说明查良钊的“妈妈心”：“教育部规定了公费百分比，但查先生明白同学的困穷，批准公费额大大地超过了比例。因为种种缘故还没有批准的可以到查先生家里借钱交伙食费，吃不到饭的学生们找上查先生，他会请吃一碗米线，两个饵块。大家吵着他，围着他，像孩子们围着家长一样。”
时常参加联大学生组织的远足、郊游和营火会的训导长查良钊，始终以乐观向上的精神激发学生积极进取的热情。只要学生不违背抗战大局和学校规章，他对于思想上的不同观点并不横加干涉，对任何一位青年学生也从不鄙弃和轻易处分。虽然学校规定学生壁报要向训导处登记备案，但查良钊并不审查壁报内容，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壁报得以在联大百花齐放。
所以当1947年春清华举办校庆，查良钊从昆明返回母校，招来了学生潮涌般的欢迎，直将他抬进大礼堂，这是学生们发自内心的爱戴。
为胜利 作后援
鼓励联大青年抗日从军
抗战后期，局势变化多端。“一寸河山一寸血”，西南联大学生坐不住了。
在联大短短的办学史上曾掀起过三次从军热潮。第一次出现在抗战初期，学生投笔从戎，在前线或到敌后参加各种抗战工作。第二次出现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部分外文系同学参加征调，担任英文翻译。第三次是为配合1943年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工作也多为充任译员。
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以来，昆明街头难民处处可见，保卫西南成为迫切的任务。12月初，日军先头小股部队占领西南大后方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至此，平汉铁路南线与粤汉、湘桂铁路尽失，140多座城市及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落入敌手。急剧险恶的形势，促成了全校史无前例的从军热。
1945年1月初，联大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共318人，体检合格者达到266人。
那一年的1月28日，在沪淞抗战14周年纪念日当天，西南联大最后一批从军学生在图书馆前集合点名，分成八路纵队出发。查良钊站在3千余人的欢送队伍前面，目送学生在鞭炮和军乐声里走向抗日前线。“你们用行动表现了对于祖国真诚的爱，你们负起了国民的责任而志愿从军……是伟大的”，他在西南联大的校刊上发表《革命人生观》一文，高度评价学生为国参战。半年后，他满怀欢喜地迎接学生们荣归，联大为这批爱国学生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
作为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不仅鼓励学生从军抗日，自己也数次带头为抗日将士献血。他的儿子查瑞传在联大化学系读书，响应号召加入抗战队伍，作为汽车部队的驾驶员，两次入缅参战。
他担任过校长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至今仍矗立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正面是冯友兰撰写的碑文，背面刻着抗战以来从军的834名联大学子英名（实际从军人数超过千人），碑上就有查瑞传的名字。
经过千难万险得来的胜利，终于到了。
1945年8月10日晚，刚回到昆明的蒋梦麟正向联大教授宣布他女儿订婚喜讯，忽闻门外鞭炮声大作，座上众人大惊，不知何事。后确认日军投降消息（当时昆明广播电台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指示，发出了日本要投降的消息），教授们立刻欢呼起来。当晚，查良钊与梅贻琦校长等人到文化巷参与群众狂欢，有汽车游行甚至放信号枪的，沿街民众奔跑欢庆，一路爆竹不绝，大家亲历着伟大的历史时刻。
1946年8月，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复员北上，师范学院留昆明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查良钊担任首任院长，继续在昆明从教。
查良钊一生喜欢“赤子”两字，他曾撰诗《赤子吟》述怀——“孩子头，孩子头，有颗赤子心，走遍天下不知愁。尽所能，取所需，凭着赤子心，为人服务何所愁。不怨天，不尤人，发挥赤子心，教教学学何所忧？既不愁，亦不忧，保我赤子心，观化乐天更何忧？”
1947年，查良钊（左一）与胡适、梅贻琪、黄钰生摄于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