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厂房。
河滨汇。
桐溪景苑。
空间重塑：在“城与乡”的褶皱里开辟新路径
丰收路的改造，曾让马桥陷入一场争论。这条路西边是工业园区，东边是老集镇，双向两车道上每天挤着货车、农用车和接送孩子的电动车。有人说要工业就得拓宽马路，也有人担心拆了老茶馆，就没了乡愁。最终的方案出人意料：道路拓宽至四车道，但特意保留了沿街记忆，还在街角辟出“口袋公园”。如今的丰收路，早上有穿工装的工人买早点，傍晚有跳广场舞的阿姨，周末还有来打卡的年轻人。这种“硬设施”与“软记忆”的并存，正是马桥空间融合的精髓。
在河滨汇商业街区，我们看到更有趣的场景：中午的咖啡馆内，城区特意赶来的年轻人、园区午休的工人混坐在一起。落地窗外，几位附近的村民正在灌溉绿化。烟火气中透出的是：城、乡、园的有机融合。
马桥街道的农户搬迁故事更具启示性。
“以前住的是20多年的老水泥房，现在三层洋房带小院，购物、健身走两步就能到。”桐溪社区居民褚春梅谈起搬迁后的生活，笑容满面。2014年，褚春梅一家成为了马桥街道集聚搬迁的首批受益者之一。
十年来，马桥街道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累计完成了1000余户农户的异地搬迁建房。2025年，还将推进正阳村、马桥村300余户整组搬迁。
在新丰社区，居民黄惠琴的生活因集聚搬迁彻底改变。曾经的农忙生活被社区的八段锦课程、“为老送餐”服务所取代。“土地流转有租金，社区服务像城里，这才是真正的‘市民待遇’！”黄惠琴分享道，特别是马桥街道通过配套建设新丰未来社区笼式足球场、篮球场、塑胶步道等项目，让搬迁群众享受“15分钟品质生活圈”。
搬迁不仅是居住地的改变，更是生产方式的转型。“住小区、当上班族，收入稳定，比种地强多了！”原利众村村民范利花告诉记者，自从前年启动搬迁后，自己就放弃了原先农村自留地的农活，选择外出上班，年收入从务农时的5万元增至8万元。值得一提的是，马桥街道通过集聚搬迁，推动了超2000名村民向产业工人转型。
■记者 周厉 周志伟
“马桥是海宁的城南，河滨汇的热闹不输主城区任何一条街”“马桥是海宁的乡村，它是重要的粮仓”“马桥是产业园，经编产量全球第一”……
马桥街道在海宁这座城市里，扮演着怎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它是海宁的城区，是海宁的乡村，也是海宁重要的经济平台。城市扩张的前沿阵地、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乡村振兴的田间地头三重身份，一直在拉扯中寻找平衡，马桥街道也因此淬炼出一套城乡融合发展的独特解法。
新丰社区篮球场。
产业破壁：
从“机器轰鸣”到“双向奔赴”
“车间挨着农田”“烟囱望着菜畦”，这曾是马桥产业发展的真实写照——那时的经编园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在这片土地上崛起。一台台先进的经编机昼夜不停地运转，五颜六色的纱线在机器的编织下变成一卷卷精美的面料，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园区内的企业数量逐年递增，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机器的隆隆声成了园区最响亮的背景音。
2018年，园区规上工业产值突破200亿元时，周边3个行政村仍有大量农户从事传统农业，工农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马桥深知，园区的发展不能只顾自身，必须带动周边村集体和村民共同致富，创新提出了村级集体经济抱团发展项目跨村域联建。“抱团发展”从那时开始成为影响海宁的发展热词。
马桥村曾是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村，2018年以前，村集体经济收入不足200万元。近年来，该村通过商铺购置抱团项目、飞地抱团项目等方式，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2024年，马桥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800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300万元。
2016年，在全市率先探索村集体联合投资众腾两创中心；2020年，8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入股汇腾产业园，年分红超40万元；今年，马桥计划再开工5个共富厂房项目，总投资达2亿元。
跳出园区，发展园区。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马桥街道8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平均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经营性收入全部超210万元，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显著增强。
与此同时，产业升级也在持续反哺城乡融合：园区税收用于新建桐木文创街、街道文体中心等基础配套项目建设；人才公寓与集聚小区同步规划，吸引青年扎根落户。“产业也是城乡融合的黏合剂，我们要让农民变市民、田园变公园、工厂变景区。”马桥街道党委书记李振表示。
治理创新：在“杂糅地带”长出新秩序
“一脚跨城乡，两界两重天”的治理困境，曾是马桥街道最深的治理痛点。在这个既有城市社区、又含农村区域，还嵌着工业园区的特殊地带，物业纠纷、土地矛盾、环保投诉如同三条平行线，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处理逻辑。
桐溪社区常住人口超万人，社区内既有建成多年的商品住宅小区，也有刚完成搬迁的安置新村。这种城市细胞与乡村基因的混杂，让治理难题呈现出鲜明的混合特质。
社区党委副书记凌章涛每次走访回来，记事本上都会记满三类截然不同的诉求。商品小区的业主们习惯用《物业管理条例》维权；安置新村的村民们更认“乡规民约”，往往需要找德高望重的长辈出面调解；而园区企业员工，则更倾向于部门介入调解。这种治理规则的断层，一度让社区干部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被动局面。
针对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治理差异，街道注重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治理，形成“政府引导、群众主体、社会协同”的治理格局。
针对融合型大社区，街道建立“治理合伙人”制度，吸纳企业负责人、居民代表、社会组织代表等加入治理队伍。他们在物业纠纷调解、宅基地矛盾化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产业园区的治理，街道成立“园区治理联盟”，由街道干部、企业代表、职工代表、周边村民代表组成。大家一起商讨园区发展、环境保护、用工保障等问题。2024年，联盟促成园区企业与周边村集体达成合作项目12个，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既解决了企业用工难题，又增加了村民收入。针对农村治理，街道推广“乡贤参事会”模式，邀请退休干部、企业家、文化名人等担任参事，参与村庄规划、产业发展、矛盾调解等工作。
站在“万亩方”的田埂上眺望，经编园区的厂房与村庄的民房渐渐交融。马桥街道的实践证明，城乡融合不是简单的“城市吃掉乡村”或“乡村模仿城市”，而是在正视差异中寻找共鸣。当产业不再是割裂城乡的鸿沟，空间不再是区分彼此的界限，治理不再是各管一段的拼图，融合的力量便会像经编面料的经线一样，织就出更有韧性的发展图景。
调动各方参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