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芳
在中国抗战史诗鸿篇巨制中，有位海宁诗人用独特的生命经历留下了辉煌诗行，伴着硝烟与白骨，和着热血与热泪，如磐石般留在史册上。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的穆旦。
出生于天津的穆旦原名查良铮，是海宁查氏后代。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家。可等不及他在清华园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低飞的日机震耳欲聋的声音就打破了校园的平静。1937年8月，阳光灼热，他未满20周岁，日机悍然用炸弹将南开大学摧毁，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首个被毁的高等学府。
时代的巨轮碾过青春的梦，带来硝烟和血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及中研院设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成为师生们集体奔赴之地。国难期间，悲壮紧张空气包围了长沙，穆旦并没有停留很久。1937年11月，他就去了南岳分校，同学里有来自海宁的许国璋。
读书不到三个月，平静又被战火打破。南京陷落，长沙吃紧，有的同学投笔从戎，有的考入军校，学校也将继续迁往更遥远的西南。穆旦的外文系三年级生涯在远方等着他的奔赴。
当时，学校成立了湘黔滇步行团，244名男生参加。穆旦持着甲种许可证，经过体检，将不随身携带的行李交付团部汽车托运，打了防疫针，领取了团员证和行李签，买好了布袜和草鞋，用脚丈量“长征路”开始了。
学生们编成两个大队，每大队分三中队，每中队再分三小队，基本按学生原在的学校划分。穆旦被编在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全队配医官和护士随行，每大队配有伙食班，三辆随行的大卡车上运载行李和炊事工具。
有十一位老师加入，闻一多担任队长。师生们统一领到了黄色制服和黑色棉大衣，还有干粮袋、水壶、草鞋、裹腿及搪瓷饭碗等装备，出发前还配发背袋、臂章、地图等。穆旦的随身行李里，比别人多带了一本开明书店版的《英汉模范字典》。
1938年2月19日，师生们喊着口号从校园出发，穿过长沙火车东站，步行至江边的中山码头。等到了船，出发已是次日。他们沿着湘江直下洞庭湖，由资江而沅江，往常德方向驶去。3000多里壮行由此开始。
一路上，他们呼吸着原野的清新，也见识到边地山区的贫穷，体会着前所未见的中国。大家睡过铺稻草的泥地，见过古桃花潭，看过火牛洞，在黄果树领略瀑布如练，看美丽的虹光“如天堂的浮桥”。旅程上有县政府安排的汉苗联欢，也有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学问切磋。
惊心动魄地过了盘江，很快就进入了云南。等大家走在自由宽阔的原野上，目的地就在眼前。在风餐露宿的旅途中，穆旦以坚毅之心时时背诵英文字典，将枯燥的单词与山河破碎的现实交织成诗的种子。背一页，撕一张，用决绝的方式宣誓自己向着未来的努力。这段经历，是文军长征路上的一段佳话，这种苦学精神也为他日后成为“翻译巨匠”伏脉千里。
1938年4月28日，师生们抵达了昆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而对于穆旦来说，诗人“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期待着深沉明晰的固定”。
抗战诗歌：
点燃民族心灵的火种
1938年，蒙自分校文学院部分学生，在闻一多、朱自清的指导下成立了南湖诗社。穆旦加入了南湖诗社并积极投稿，其诗作《我看》和《园》均发表于南湖诗社的壁报上。“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在欢笑与哀愁之间，名作《野兽》已横空出世。
从蒙自回到昆明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诗社，后来又演变成南荒社。穆旦是南荒社的文艺骨干之一。诗作《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成为早期名篇，最后那句“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而发现我自己死在那儿/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20刚出头的青年，唯有经历过人间的修罗场才能写出如此惊悚的诗行！
南荒社衰落后，另一个文学社团——冬青文艺社应运而生。1941年初，冬青文艺社与《贵州日报》合作，出版副刊《革命军诗刊》。穆旦在此刊发表了《五月》《春》等水准极高的作品。在冬青文艺社时期，穆旦创作了七八十首诗，代表作《赞美》《诗八诗》均创作于这个时期。
1942年2月15日，他的诗作《赞美》刊于《文聚》创刊号头版头条。甫一发表，“如宝石出土，便放出耀眼光辉，当时就受到不少读者赞美”。有读者评价：“这首悲壮滴血的六十行长诗《赞美》，歌唱民族深重的苦难和血泊中的再生。”战争的残酷让穆旦深刻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撕裂，也让他的诗笔更加锋利，甚至以预言者身份告诉未来——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
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0年，穆旦毕业留校在外语系任助教。这一年穆旦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任教。诗人早慧，又接受了最好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受到了艾略特、奥登等当时最前沿西方诗人的影响，置身于汉语诗歌创作的第一现场，直面历史重大的转折点，他的诗歌不再只是个人情感的流淌，而是承载着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忧患和希望。他创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诗歌，交汇成抗战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远征作战：
在历史现场见证生死的较量
1942年，穆旦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穿上军装，应征入伍，去杜聿明亲率的远征军第五军报到。他以少校翻译官的身份奔赴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
他担任第五军参谋长罗友伦的翻译官走入战场。战事受挫，部队被迫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他亲身经历了远征军的一次大惨败：随参谋部撤退，因地形不熟，加上被日寇包围，盲目地走入那个以“魔鬼”为名的胡康河谷。
同年五月，作战失败，退入野人山大森林，又逢雨季，山洪暴发……穆旦跋涉在原始丛林，一路上尸横满山，惨不忍睹。当时他患了疟疾，拿到了长官杜聿明给的一粒药，“如果你命大，吃了有效，就能活下去。”幸运的是，穆旦服药后病情好转。但足足四个多月的时间，他仍在茂密幽深、毒虫和疫病轮番袭击的原始森林里兜兜转转，绝望地寻找活命的出口。
原始森林张开了血盆大口，他看到战友倒毙在眼前，转眼变成一堆白骨。他差点战死、累死、饿死、摔死、毒死、发疟疾病死、被激流冲走淹死、被无数的大蚂蚁啃食而死。被山洪冲走的西南联大的同学、因活命无望而上吊的人，还有被瘴气整队整队困死于山洞，死亡噩梦每天上演。
当时靠一部还能用的电台，第五军剩余部队与重庆取得了联系。重庆方面派来多架飞机，空投大量食品，部队获得给养。穆旦随部队绝境逢生。最终带着令人发疯的饥饿记忆，他撤退到了印度，差点又因吃得过饱而撑死……但，穆旦活了下来。
在异乡休养几个月后，他回到祖国。
他所目睹的死亡漫山遍野，经历最痛苦的人类经验，生命质地从此变得硬朗而深邃。他走过野人山。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从地狱逃生，人间剧痛，身体和精神所受之创痛，终究需要诗歌之光来疗愈。
《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成为他一生最具传奇性的诗作，深刻反思战争的长诗《隐现》也在之后诞生：“……领我到绝顶的黑暗/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诗人的心灵感受着“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蘸着时代的血泪，他创造出现代汉语里高贵而深沉的诗句。
穆旦结束军旅生活后没有重回西南联大。
1943年2月至4月，他在云南曲靖第五军汽车兵团，任少校英文秘书，为时任第五军汽车兵团团长罗友伦教英语。之后，又出任驻滇干部训练团第一大队中校英文秘书，十几天后离职。此后，穆旦短期担任过美军中校军官的私人翻译，报考国际宣传处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学院，被破例录取，但不到四个月又即离开。
恰好中航公司招考职员，待遇很好，穆旦决定报考且被录取。1944年，穆旦在重庆中国航空公司任职，不久被派到昆明办事处工作。1945年2月，穆旦又被调至贵阳办事处工作。不久他辞去中航职务，再去了昆明，找了自己的老上司罗又伦。罗此时任曲靖二〇七师师长，他任命穆旦为该师中校英文秘书，在这里他迎来了抗战胜利。
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闪着幸福的光，/我是永远地，被时间冲向寒凛的地方。
这位青年以充满“发现底惊异”迸发出关乎灵魂的豪迈，大步地迈向自己的命运。晚年的穆旦，在寒室孤灯中翻译普希金的长诗，他的笔轻轻地写下这样一句：“希望是命运的隐秘之星。”
抗战时期的穆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