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周志伟 刘芳璐 方铄
110年前的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展厅里，一双来自中国海宁的“双山牌”袜子静静陈列。彼时，这个创下“展期最长、参观人数最多”纪录的盛会上，十多万件中国展品努力向世界证明东方的实力——而这双绣着海宁东西山意象的袜子，最终站上金奖领奖台，成为最早叩开世界大门的中国时尚符号之一。
“你敢信？我们海宁的袜子，当年和茅台亮相在同一个国际舞台！”海宁袜子协会会长庄殳松坐在宇力袜业的办公室里，指尖划过泛黄的老照片，语气里透着骄傲。很少有人知道，如今以皮革、经编、家纺闻名的海宁时尚产业，最初的基因藏在这双小小的袜子里。
时间倒回到1909年，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海宁人郭幼川对着一台英国“蝴蝶”牌织袜机出神。当时的中国，纺织业还困在手工坊的桎梏里，而他却执拗地想造一台“中国产”的袜机。带着徐志摩的浪漫闯劲、王国维的治学严谨，郭幼川拆解、仿造、改良，最终造出第一台国产袜机，并在硖石创办“振兴机器织袜制造厂”。“双山牌”袜子也由此诞生——以东山、西山为记，既是对家乡的眷恋，更是对“中国人能造好袜”的宣言。
这股子“打破常规、死磕到底”的劲头，像一根坚韧的纱线，贯穿了海宁袜业的百年。1910年南洋劝业会优等奖、1915年巴拿马金奖……“双山牌”的成功像一粒种子，很快在海宁生根发芽。
振兴袜厂之后，王茂昌、老协昌、同茂、华通等袜厂相继开业。1919年，富顺昌袜厂在海宁硖石诞生，这是海宁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家袜厂，影响了海宁几代人，也培养了一大批袜业工人。海宁曾经有名的狮岭袜厂、利民袜厂、红卫袜厂等都是在它的协助下办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说，富顺昌袜厂是海宁现代袜业的起点。
“海宁现在有500家左右的袜子企业，半数都和当时的富顺昌袜厂存在或多或少的关系。”庄殳松告诉记者。
据《海宁市场志》统计，到1924年，海宁已有袜厂60余家，袜机7000多台，从业人数高达30000人，产品远销欧美等世界各地，海宁亦成为华东地区袜业生产销售集散地。这一时期的海宁袜业，不仅生产规模庞大，而且品牌众多，如富顺昌的鸳鸯牌、同茂的蜂牌、华通的鹰牌等，都是当时的知名品牌。
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批发袜子的商户、购买袜子的顾客、想学织袜技术的学生，只要说起袜子，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浙江海宁。
“全厂只有100多人，机器老旧，年产值不足百万元。”这是董雅祥在1981年出任狮岭袜厂厂长时看到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海宁一大批袜业从业者敏锐地意识到，袜子产业想要更进一步，必须更新生产设备。但是摆在大家眼前最现实的问题就两个字——没钱。
董雅祥听说北京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可以凭购买合同贷款，就和当时的狮岭信用社主任前往北京贷款60万元。1982年，他到上海第七纺织机械厂购买半自动袜机，这台设备一天可生产300多双袜子，产值大幅增加。董雅祥至今还记得，北京农行负责人问他多久可以还清贷款，一开始心里没底他不敢说，后来鼓起勇气承诺两年内归还本息，结果没想到，最后只用6个月就还清了贷款。经过3年努力，依靠先进的设备，狮岭袜厂员工从百人发展到900多人，产值从不足百万提高到1000多万元，袜子远销全国29个省市。
这份琢磨，不仅仅在生产设备，更在对市场的把握。金百利袜业的徐勇，看到有人赤脚跑步受伤，就砸200多万元研发推出了剪不破、刺不烂的“天足袜”；亚润袜业推出的袜子，商家把菠萝塞进丝袜里搅动，袜子竟丝毫无损，于是有了“菠萝袜”的名头；红枫针织脑洞大开，用“纸纤维”做袜子，轻薄得像层雾，还能吸脚汗，成了年轻人追捧的环保潮品。
一代代人的接力创新下，如今的海宁袜业早已不是“小作坊”的代名词。针永体育的智慧车间里，40名工人守着全自动织袜机，一天就能产5万双STANCE潮流运动袜——这些印着夸张纹样的袜子，是NBA、MLB等体育赛事的指定用袜，一双能卖上百元，还成了潮人穿搭的“显眼包”；宇力袜业把婴童袜做到了“能吃”的程度，日本80%的婴童品牌都找它合作。数据显示，海宁现有500余家袜企，年销30多亿双袜子。
从1909年郭幼川的第一台国产袜机，到如今的中国精品袜业之都，海宁的袜业，从来不是简单地做大，而是做精、做新、做强。海宁人用行动证明：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而转动百年的袜机，织出的不仅是销往世界的产品，更是时尚产业基因。
20世纪80年代的海宁织袜车间。（海宁市档案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