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芳
“七七”事变爆发，进步的文艺界工作者立即行动，“保卫祖国，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中国剧作者协会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1937年8月7日在蓬莱大戏院首演，史东山全程参加联合导演。整个演出以磅礴的气势和抗战的激情轰动上海滩。
史东山，这位从默片时代走来的著名导演，因热爱家乡硖石而改名东山。日寇侵华，山河染血。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将镜头对准严酷的现实，发出时代最强音。这位海宁人，拍摄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力作，成为中国抗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被誉为中国“抗战电影的先驱者”。
史东山。
《保卫我们的土地》电影剧照。
抗日救亡：
电影应发挥战斗威力
“八一三”沪上战事一起，浦江变色，上海陷入烽火之中。史东山独自从上海辗转至武汉。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直接领导抗日宣传工作。
史东山的艺术生涯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影戏公司，早期作品大多聚焦都市情感与家庭伦理，战争改变了他的创作方向。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他意识到，此时的电影创作不应再花前月下，而需要直面刀光剑影。1932年，他与蔡楚生合作编导的《共赴国难》成为其电影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这部以上海“一·二八”事变为背景的影片，标志着史东山开始将镜头对准民族危机与社会现实。
全面抗战开始，史东山振臂高呼“电影应发挥战斗威力！”
在特殊时期，电影必须超越娱乐功能，成为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重要武器。1938年，他加入由周恩来实际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并担任编导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阳翰笙。同年3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史东山等25人成为常务理事。
动员民众抗日，电影人义不容辞。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电影胶片来源几乎断绝，设备简陋到只有一台“独眼龙”摄影机。且因战时电影院数量锐减，他提议以露天放映、流动宣传队的形式深入农村和前线，观众群体就发生了变化，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和士兵成为观影主体。
认清现实，史东山快速摒弃早期作品中追求唯美的艺术实验，转而追求叙事简明、节奏明快、情感直白的风格，采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和方言对白，大声呼吁“全民抗战”。这种面向大众，服务战时需要的电影创作，得到《新华日报》等进步媒体的高度评价，被视为“中国电影艺术的新道路”。
“抗战四部曲”：
留下一个时代的影像
烽火点燃了史东山的创作激情。
1938年，他拍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宣传抗战；1939年的《好丈夫》，是中国首部面向农村的兵役宣传片，讲述农村妇女支持丈夫参军的故事。1941年，与田汉合作《胜利进行曲》以长沙会战为背景，展现军民团结抗敌的壮烈场景。1945拍摄《还我故乡》讲述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收复家园的故事，是抗战胜利前夕的“抗战必胜宣言”。
可以说，史东山的“抗战四部曲”，为中华民族苦难的战争史留下了时代影像。
他以最大的爱国热情、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推动工作。1938年初开拍《保卫我们的土地》，3月19日即正式在上海大戏院公映。这是我国第一部正面描写抗战电影，舒绣文在剧中大声喊出了全体中国人的呐喊和抗争的决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新华日报》评价该片“是一部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作品”。
1938年9月，因战火蔓延“中制”迁往重庆，史东山随着周恩来等人来到了山城。住在重庆张家花园65号一座三层小楼内，他与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一起，迅速从零开始进行基建，摄影场所到办公厂房、剪辑室和洗片室，还有宿舍和食堂等。史东山积极参与摄影场的设计谋划，培训演职员，是出了名的“工作狂”。
他所处的时代，苦难深重。
1939年7月23日的重庆北碚，大家正在拍《好丈夫》晒谷场戏，突然天空飞来敌机，真实的战火切入拍摄现场，弹片横飞。当天史东山在日记里写下：“突遇日机轰炸。演员扑倒保护器材，胶片盒嵌入弹片。午后继续拍摄，农妇群演哭诉家毁人亡，泪水无需道具。”轰炸中，“中制”的新建厂屋全毁，厂长郑用之被弹片擦伤，还有卫兵牺牲在他的眼前。
就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拍摄工作始终不息。史东山废寝忘食，每天拍摄时间超过12小时。为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他开始采用大量非职业演员和实景拍摄。
1941年，史东山与著名剧作家田汉合作完成了《胜利进行曲》，这部以“长沙会战”为背景的影片标志着其抗战叙事的重要转折。为获取第一手素材，史东山和田汉亲赴湘北前线考察，记录军民协同作战的真实场景，共搜集案例200余，行程逾千里。1941年11月8日长沙前线，他记下了这样感人的细节：“田汉兄中流弹伤臂，仍持笔改剧本。拍国军冲锋时，真实炮弹落点距摄影组仅300米，泥土覆满镜头。贺绿汀在掩体里教士兵合唱主题曲。”
他用电影记录共赴国难的壮烈时刻，既表现国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也描绘普通百姓的自发抵抗，如片中一位老塾师面对日军宁死不屈的场景就源于真实事件。多线叙事的结构，“全民抗战”的宏大视角，配上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激昂主题曲，他的影片成为战争相持阶段的精神号角——为胜利而战！
电影之外：
在救亡中不忘启蒙
战争时期，电影人以何为重？
史东山用行动回答四个字：抗战电影！
战争惊心动魄，中国人正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他拿起电影武器投入战斗，1938年就下决心“抛妻离子”，直到1940年春，史东山的妻子华旦妮带着两个儿子，冒着烽火千里寻夫到了重庆，才与丈夫团圆。
除电影外，史东山在抗战时期还导演了多部抗战话剧，如《保卫卢沟桥》《蜕变》《杏花春雨江南》等。他亲自设计沉浸式舞台，在观众席放装置模拟炸药炮击。每场谢幕，带领全场高呼抗日口号，并借演剧的机会，开展募集寒衣费等活动，捐赠给前线的抗战将士。
1941年2月，史东山担任“中制”编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在电影戏剧界的威望也走上了高峰。为了在民族危亡之际唤起大众的抗日斗志，他倡设了流动放映队，深入城郊进行宣传，露天放映时坚持“在救亡中不忘启蒙”。他编撰的《农村放映手册》，规定放映员需教文盲观众识字，每场教学5个与抗战相关的汉字。于1943年发表的《抗战电影创作论》提出“镜头即子弹，每格胶片应射向敌人心脏”“ 用特写揭露日寇暴行，用全景展现民众伟力”等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
他知道，电影也许无法成为被欺凌后的飞刀，但可以凝聚起挥臂向上的拳头。
史东山在重庆期间，电影创作和日常生活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关怀。周恩来曾赠送他两块延安自产的毛呢布料，史东山非常喜爱，自行设计了一件两色相间的西式猎装，穿着这件衣服搞创作，出席朋友聚会，是他最心爱的衣服。如今这件象征革命情谊的衣服存于中国电影博物馆。1941年，他参与秘密运送电影器材至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支援延安电影团拍摄《南泥湾》。
史东山的抗战电影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影响超出了电影本身。1945年完成的《还我故乡》是他在抗战时编导的最后一部作品。通过财主王相庭的觉醒过程，深刻探讨了沦陷区民众的心理矛盾与道德困境，将抗战电影从简单的善恶二分提升至人性反思的高度。战争结束了，12月29日，上海公映《还我故乡》，掀起了一场爱国情感的共鸣，并围绕“这类人是否算汉奸”将电影话题引向社会，展开激烈辩论。
除了拍摄故事片，史东山还参与拍摄纪录片及宣传片。如新闻纪录片《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湖北大捷》等。抗战时期，史东山成为拍摄抗战电影最多、成绩最为卓著的电影导演。他的抗战电影，记录了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历程，激发全民抗战的斗志，不仅创造出影史上的经典，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影坛的地位。
即便抗战胜利后，抗战也仍然是史东山创作的重大主题，1947年2月，由他执导，陶金、白杨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影片真实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成为他的巅峰之作，著名剧作家田汉称赞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电影引起轰动，创造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成为中国百部经典影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