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袭之后，繁华变为焦土，辛苦经营毁于一旦，这曾是他亲历的战争记忆。可以说，查济民的实业之路，被战争用铁灰色涂抹过浓重的痕迹。
查济民从求是学院工学院附设高等工科中学染坊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到上海达丰染织厂工作。达丰染织当时代表着中国近代染坊业的最高水准，优秀如他很快脱颖而出。又被大成公司的刘国钧这个“伯乐”相中而离开上海。大成公司是当时中国纺织行业的著名企业，位于沪宁线上的重镇常州。
七七事变爆发之时，查济民在刘国钧的大成公司担任染部工程师兼工务科主管，专职负责组建印花工场。由于查济民人品好、工作能力强，刘国钧将女儿刘璧如嫁给了他，1936年12月刚办好喜事。
战争到达家门口，对于平民来说是大灾难，对于正在扩张生产的企业家，同样要接受毁灭性的打击。1937年11月18日，大成公司的“黑夜”提前来临。日机对常州进行连续轰炸，21日、22日，更对大成公司进行定点式清除，大成一厂遭遇18枚炸弹，三厂遭遇3枚炸弹，二厂几乎全部毁坏。
厂区车间在熊熊燃烧，机器设备、生产原料化为废铁和灰烬，来不及躲避的工人被活活炸死，或被火焰吞噬。侵略者狂轰滥炸，倒行逆施，妄图摧毁民族企业家的信心，却激起中国人抗日的巨浪。
查济民一边清理废墟，一边冒着轰炸将剩余的机器运往镇江，终于搭上民生公司的最后一班船离开。他的身后将展开壮士断腕式的沉船锁江——为迟滞或阻止日本海军沿长江向内地长驱直入，江阴段等地用沉船的方式筑起水道封锁线，长江航线下游段基本停航。
日军在11月底沿着铁路线进攻，在太湖西岸登陆，一路烧杀抢掠，犯下滔天罪行。29日常州沦陷，日寇无恶不作，杀害民众4000余人，对大成公司进行毁灭性抢劫。三厂沦为日军的马厩，一厂来不及搬迁的成品和半成品及原材料等被洗劫一空。
千里迁徙
困难重重九死一生
查济民虽然带着机器离开了常州，但最终去往哪里，工厂如何求生，前路茫茫。经过几十天的航行，“民本号”到了汉口。
武汉并不太平，随着战火蔓延，日机不仅对武汉的桥梁建筑、工厂企业进行轰炸，对平民区也不放过。只要有空袭，几乎每天都有大量平民伤亡，成百上千悲惨死去。何况日军的大批部队已经集结，紧逼武汉，大战一触即发。
此地不能久留，只能沿着长江再次转移。从汉口到重庆的水路有1200公里，这条战略撤离线上，要经过长江三峡，且必须抢在枯水期到来之前完成。与成千上万的内迁人员一样，查济民心急如焚。
他所在的大成公司的工人和机器一路冒着战火争分夺秒前行，直到1938年初才结束了在长江漂泊的历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当时船只调度吃紧，用来装运印染机器的只是一些破旧船只，沿江风急浪高，查济民亲自押运，几次遇到大风大浪，差一点连人带机器翻到江中，历尽艰辛，险死还生。用刘国钧的话说：“大成公司所租用的船只，由汉口运至重庆途中，路上船翻身，机器翻在江里，打捞起来，待船修好再走，这批机器在途中足足有半年。”
这场千里大迁徙，对于查济民来说，要处理沿途的突发紧急状况，还得照应日常琐事，一路上见识了战争状况下的人间百态。血与火的考验就在眼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该怎么做？
这位25岁的青年志士将用七年的时间来回答，如何用实业为抗战服务。他也将用一生来回答，如何做一名爱国者。
嘉陵江畔
坚韧顽强的“实业抗战”
抗战时期共有460多家工厂内迁，其中迁往重庆的工厂有243家。加上新建的一批，重庆全市工矿企业迅速增长至1690家，工人达10万之众。查济民走入这个战时中国工业的重镇，开始了从“实业救国”到“实业抗战”的实践。
因为战争，原先的大成公司毁的毁，散的散，只剩下内迁重庆的这点家底。刘国钧、查济民与卢作孚等合作，在北碚成立了“大明染织公司”。厂房和基础设施赶工完成后，于1939年2月23日正式开工生产，查济民任厂长。甚至因为年轻，他被卢作孚称为“娃娃经理”。
查济民抓住了抗战时期纺织业增长的“大行情”，一是生产百姓需要量急增的民用布匹，二是满足军队对布匹的快速需求，扩大生产。
但他眼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到来。资金不足和纺织机器的问题得到缓解之后，很快遇到了原料紧缺，特别是染料的供给因水运量骤减，进口大幅度减少而严重不足。当查济民得知新疆一公司有大量进口染料后，他果断亲自赴疆谈判。重庆至迪化（现乌鲁木齐）路况险恶，兵匪出没，查济民长途跋涉到达边疆，对方竟漫天要价。他不急不躁，以当时的形势分析，规劝对方企业以抗战大局和民族事业为重，最终签下了合同。这批染料保证了大明公司此后几年的生产所需。
“能受天磨真铁汉，不招人妒是庸才。”查济民不断解决诸如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很快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勤勉站稳了脚跟。
他因地制宜改良蓝布生产配方与流程，在染料中加入适量的牛胶，使布匹增加弹性，不易起皱，颜色好看有光泽，耐洗耐穿。“大明蓝”产品好，价格亲民，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在四川市场的占有率高达60%。
查济民一举成为重庆在纺织界的“明星”。大明厂也成为平均月产万匹，千余工人的大型纺织染厂。企业不仅努力解决大后方穿衣问题，还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募集寒衣、鞋袜、劳军献金等支持抗战的活动。
他继续走在科研攻关的路上，产品的量质并进，先后推出了昌蓝布、阴丹布、乌花斜纹布等新产品，解决了丝光棉的生产问题。工厂产值在1939年就高达432.64万元。但查济民一家却过着极为节俭的生活。
当时，他家只住在3间旧平房，一间住着查济民的母亲，一间他们夫妇，中间一间客厅兼饭堂。妻子刘璧如虽是富家千金，却贤惠而能吃苦，亲手带孩子，兼做一日三餐。抗战期间，他们的长女美龙、长子懋声先后在重庆出生。多年后，查太对那段辛苦生活仍历历在目：“那时我们住在山上，生活苦得不得了，每三天下山买一次菜，儿子才几个月大，背在身上，手里提着全厂人食用的东西，来回要走得很长、很陡的山路，只得咬牙坚持。”
吃苦，坚持就行。但战争的悲惨在于，灾难时不时从天降，生死旦夕之间。
那时的重庆，包括大明厂在内的所有企业工厂每天都面临着空袭的危险，日机无差别的轰炸到抗战后期更是频繁而疯狂。查济民仍然记得，在北碚曾先后四次遭遇大轰炸，厂房有两次中弹，敌机来袭时，整个天空炸得就像是照相一样光亮。
每逢警报响起，大家躲避；待解除之后，抢修和重建继续。查济民每次都冲锋在前，及时组织员工进行灭火，抢救财产，建了又毁，毁了又建。苦难催生的民族意志不断壮大，百炼成钢。他甚至还用诗词来回答岁月的考验：一首《抗日战争时渝居忆旧》道出心声：
狂炸连年敌忾增，誓同生死守山城。嘉陵江畔织机声……
山河破碎之时，查济民的爱国之心不止用于实业报国。他同时参加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利他社”。在1942年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为宗旨的“利他聚餐会”成立后，查济民作为骨干成员积极参与促进民主团结、扶植文化事业、推行献金运动这三大项活动。他还助力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重庆迁建，并且先后担任诸多社会职务，如北碚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北碚医院理事会理事、中华职业教育社会辅导委员、重庆国货厂商联合会监事等。
要做“国门之子，不做亡国奴”的查济民，在极端困难中坚守实业，全力支持抗战，终于和祖国一起迎来了伟大的胜利。
爱国爱乡成为查济民终身坚守。即便离开了家乡，他始终对故土怀有深厚情谊，先后创设“桑麻”奖和“求是”奖助力实业和科教兴国，并为香港回归贡献“双查方案”，终以一位爱国者的身份载入史册。
查济民。
“非爱国不可，非爱国不可！”
■朱利芳
从1937年到1945年，查济民夫妇在重庆生活了八年。这段艰难抗战岁月，就是他们与祖国同胞们共患难，用实业参与抗日救亡的日子。
查济民亲眼看见日本人对中国的掠夺和欺负，亲身感受到了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那时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要爱国？”他的回答是：“非爱国不可，非爱国不可！”
查济民（第一排右五）一家与大明染织公司员工合照。（1941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