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潞 居秋渊
通讯员 顾依婷 孙豪
抗战的烽火岁月中，不仅有前线将士浴血奋战，还有一条关乎民族工业命脉的“生命线”——工厂西迁。1938年，海宁人沈鸿毅然带着工人和设备，穿越炮火、辗转千里，将技术与信念带到了延安。
位于海宁技师学院的沈鸿纪念馆，静静诉说着这段不平凡的历程。“奔赴延安”展厅中，陈列着沈鸿在延安时期的照片、书信和工作场景，见证了他从一位民营企业家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蜕变。沈鸿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文介绍：“沈鸿曾说，‘赴延安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大转折’。经过革命熔炉的锻炼，他从上海的小老板脱胎换骨，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1906年，沈鸿生于海宁硖石。1919年，13岁的他只身赴沪，进入布店做学徒，却对机器制造产生浓厚兴趣。通过刻苦自学，他掌握了丰富的机械知识。1931年，怀着“利民之用”的理想，他与师兄弟合伙在上海虹口创办利用五金厂。他们生产的“狗牌”弹子锁物美价廉，一举打破了美国品牌的垄断。嘉兴市文史馆馆员虞坤林表示：“他很勤奋，善于钻研。当时美国锁垄断市场，他觉得中国人也能造出好锁，就筹资办厂。果然一炮打响，打破了外企垄断。”
然而，很快战争的阴影笼罩中国。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存民族工业，国民政府组织沿海工厂西迁，但仅补贴大型企业，规模较小的利用五金厂只能自费迁徙。张文介绍：“上海遭日军轰炸，生产无法继续。沈鸿与股东、工人商议后认为，绝不能将机床留给日军，最终决定自费内迁。”
1937年8月25日夜，两艘木船载着员工和10台机床，从苏州河启航。工人们在敌机轰炸间隙冒险行进，历经一个月艰险，终抵武汉。然而武汉的情形令沈鸿失望，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腐败无能。直至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他才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一束曙光。
在武汉，沈鸿聆听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关于延安的演讲，深受触动。不久，他在三联书店偶遇老友陈振夏，对方悄悄透露自己计划奔赴延安，并建议沈鸿同行。
1937年12月，通过陈振夏联络，沈鸿来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表露了心迹：想把工厂搬迁去革命根据地延安。他还致信上海股东，征得他们支持。他想通过这封信，说服远在上海的股东同意把设备和人员继续迁移到延安。很快，董事会很快复电“以国家利益为第一”，同意沈鸿前往。
沈鸿开始着手准备，取道西安前往延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共产党的建议下，佯装在西安考察汽车修配企业的选址，最终获得了国民党的信任，获得了一纸能让他四处通行的“迁移证”。张文说：“这么多机床和工人一起行动非常显眼，但有了通行证，行程就顺利多了。”
1938年1月30日，农历除夕，沈鸿接到通知：趁年关守军松懈，立即启程。他们顾不上吃年夜饭，连夜突破封锁，于2月4日抵达延安。
在延安，沈鸿带来的十部机床被誉为“母机”，成为边区工业基石。在茶坊兵工厂，这些机器生产出子弹、迫击炮甚至第一台自制印刷机。最令人称奇的是“马背工厂”——机床经微缩改造后可用两头驴驮运，灵活支持游击作战。
沈鸿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常睡在机床旁。他对待工艺极端认真，徒弟说“差不多”，他就追问：“差不多是差多少？”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感染了整个兵工厂。
沈鸿三次获评“边区特等劳动模范”。1942年，毛泽东亲笔题写“无限忠诚”奖状褒奖他的贡献。这四字不仅是对其技术成就的肯定，更是对其在民族存亡关头坚定信仰的崇高赞誉。虞坤林补充道：“他凭借聪明才智与爱国热忱，在根据地制造油墨、打击敌人的武器和机器，为革命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从上海到延安，从实业救国到投身革命，沈鸿的西迁之路不仅迁移了机器，更搬运了一个民族不屈的工业火种。这场跨越千里的“工业长征”所铸就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历经风雨，依然熠熠生辉。
沈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