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芳
陈学昭，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1927年自费赴法国留学，兼任《大公报》驻欧记者。数年后，获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她从法兰西回国两年后，抗战全面爆发。这位海归得知中国有一个延安。于是，与丈夫何穆带着7岁的孩子，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跋涉，从重庆经成都、西安，于1938年8月6日到达延安宝塔山下。
她成为当时访问延安的首位女博士。
采访延安的中央高层领导人
1937年8月，陈学昭从南昌到重庆途中，路过武汉拜访办事处时，董必武接见了她。“董老出来，看见我，他从上到下端详了我好一会儿。我这才感觉到当时穿的法国呢大衣太引人注目，完全是西式的，我的举止也有些欧化。”留法生活让她的身上自带浪漫与文雅。
以往，陈学昭的生活里有法语、文学、钢琴、游历、写作，并没有漫天的烽火，艰险奔波和生死考验。抗战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她先后受聘为多家报刊的特聘记者和特约撰稿人。
那时的延安令人向往。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被称之为“圣地洪流”。此地的神秘，在于外界并不了解这块红色的土地。
虽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等分别到陕北高原采访，并写出轰动世界的新闻报道。但国内新闻界，由于政治和新闻封锁，致使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鲜为人知。经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陈学昭以记者的身份到访，受到热烈欢迎和优待，她被安排在城里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
此次延安之行，陈学昭的身份是《国讯》杂志特约记者。
在延安访问期间，陈学昭拜访了诸多政治名人，多次聆听中共高级领导们的演讲，采访最有“重量级”人物。
陈学昭走进过领袖所居住的简朴窑洞，写下她的采访记：
知道毛先生时间的宝贵，更不愿耽搁他，把谈话拖长。那天我只是问：“如果西安一旦不幸失守，延安与西南的交通阻隔了，受到封锁，粮食发生问题，怎么办呢？”
毛先生微笑着回答我：“有办法，靠老百姓……我们还可以打游击。”他的话声是迟缓有力的，那样地有把握……
她见识到朱德总司令的大将风度，“在他不笑的时候，是很严厉的，但他常常是笑着的，一点也没有年老的样子。”也听过朱总司令的讲座，并一起午餐：那天的菜只有辣子，连炒鸡蛋里也有青椒。他们像秋风像落叶般吃着这些东西——想是行军的关系，这样惯了的——一碗又一碗，朱总司令已吃到第三碗了，大家正在谈饭量。“我平常吃一碗半，有时两碗。”朱总司令说。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这是第三碗！”“呀，我添过两次了？”朱德和她谈话后，提出请她题字。陈学昭就写了“抗日民族英雄朱总司令万岁！”她写出了时代感，以及心中对中国革命领导人的崇敬。
有一天，正在中央医院的窑洞里写作的陈学昭，忽然发现周恩来先生居然在隔壁窑洞。原来周恩来因为骑马跌伤了右臂，正在这里治伤。“我觉得周副主席性格爽朗，平易近人，有时说话还带着一点风趣，一下子，我怕见领导人……和怕见陌生人的感觉就消失了。”他们很快像朋友一样进行交流。
在延安，她还走进张闻天（洛甫）的窑洞里，聊起共同的朋友沈泽民、张琴秋；采访路上，也遇到在广场上演讲的林伯渠老先生。她偶遇邓小平，拜访李富春，碰到丁玲，采访边区教育厅长周扬、财政厅长曹菊如、边区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厅长高自立……访问人物的话题涉及了政治、文化、教育、生产生活。以及边区财政、农民负担、战争战俘问题等方面，为外界打开了一扇透视延安的窗。
向世界传递延安精神
陈学昭的采访，除了人物专访，还涉及到延安抗战时期的诸多内容。
她在延安过青年节，遇见了好友，遭遇了空袭，也为出征抗战的人送过行。她参观边区的中小学，感慨学生得不到捐赠而生活艰困。她写过延安的古迹、吃穿住行的各种细节，得出的结论是：延安生活真痛快。在延安，精神上真痛快！而最大的原因被她归结为：政治清明。
她用记者敏锐的眼睛看——在延安的街上，没有人在你旁边、背后偷听，没有人盯你梢，你放心，不用怕，也不用东张张，西望望。“在边区，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比中国任何地方好多了。”
她深深地爱上了延安，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到法国——我刚踏上马赛的街，也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欢喜的心情。我想我所欢喜于延安街上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空气吧。
她在延安参加晚会、搬家、购物，感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她的笔底，延安的山水、花树，甚至风声、雨声、鸟鸣声，有真实的气息流转：
高粱长得比人高，风过去，摇曳着，叶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有人在私语，偶然送来一声、两声的笑声，清脆得像竖琴弦的拨动，于是语声、喊声、步伐声、号子声……把四周的山都震得撼动了！青年，正为着国家、民族、自身，尽量地叫，尽量地流血……这是一曲未完的交响曲！听着这样的音乐，你不能不激动起你的热血与热情！
当然，延安的物质条件之差，她认为不仅不能与巴黎、纽约等大城市相比，就是连江浙的小镇，比如家乡海宁县属下的长安镇之类也比不上。物质虽然贫穷，一切却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着，一个可以给善良的人们带来美好未来想象的新世界，正在打开。
她在延安游历，通过知识女性的细腻感触，察觉生活中的变化，通过对比，用独立观察和自由思想穿透日常。这些篇章兼备了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之长，在同类文字中尤显珍贵。
1939年初夏，她回到重庆。结集出版了《延安访问记》，轰动一时。
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
1940年12月底，陈学昭夫妇历经坎坷，再次走进延安。因为被监视，一度曾被扣在铜川，她撕碎所有可以证明身份的纸质，破釜沉舟，永远地告别自由撰稿人的身份。
“当时，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战工作，舍生忘命，没有考虑到任何其他的种种”。
抗战时期，她遭遇了儿子夭折，婚姻变故。第二次进延安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延安通往外界的交通几乎断绝。陈学昭被安排到《解放日报》社担任副刊编辑，搬到报社所在的清凉山居住。
1942年5月，著名的文艺座谈会召开了。陈学昭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对她震动极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抗战进行得如火如荼，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生产自救运动。陈学昭积极参与劳动竞赛，实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第一次坐在纺车的面前，她不知道怎样去下手：一会儿锭子跳了，一会儿棉条断了，急得她一身大汗；这里拉一把，那里敲一下，两只手弄的满是污脏的油和灰土。陈学昭以大毅力定下心来，终以一双弹钢琴的手，做好纺纱织布的事，超定额完成生产任务。
延安时期，陈学昭的面貌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巨大改变。虽然在谈吐上，仍然娴静含蓄，眉眼间脱不了知识女性的文雅秀气，但她尽量摈弃一切鲜艳的色彩，穿着统一的灰布制服，从内心出发选择了质朴无华，衣服不作收腰紧身处理，甚至不再薄施粉黛。
她在告别过去，迎向自己崭新的未来。
在大生产运动后期，她调到中央党校四部担任文化教员，给军队中高级干部上文化课。陈学昭谦虚地说自己是“文化理发员”。
1945年春，当黄炎培、傅斯年等社会名流到延安参观访问时，中央领导前去机场迎接，陈学昭参加接待。在机场，毛泽东当着许多名人的面，一边和陈学昭握手，一边微笑着称赞她说：“又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
经历抗战烽火，看到了全新的世界，生命体验成为文学创作的新能量，陈学昭一步步向前，她的小说代表作《工作着是美丽的》已呼之欲出。
陈学昭1936年夏天拍摄于上海。
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合影（三排左八为陈学昭）。
陈学昭作品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