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下旬，在湖北省汉口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董必武任中共中央代表，李涛任处长。11月，夏之栩即被调到武汉。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武汉办事处合并后，钱之光任处长。1938年1月，增设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在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下，3个办事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成为中共在南方的联络中枢。
武汉，是夏之栩一生最重要的成长地。她在这里读书，参加湖北女师运动，192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现今已知的最早入党的海宁人。参加革命后，她随着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来到北京，在李大钊先生领导下工作，认识了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赵世炎，相爱、成婚，短短几年的革命伴侣，即在1927年的上海经历了生死离别。
相隔15年再次来到武汉，她顾不得旧地重游，抗日烽火已在全国燃起。她受李克农的领导，负责湘、赣、豫、粤、港等地的交通，兼管各地党费、救济费及组织部本身派遣费等账目。1938年，由武汉“八办”送往延安的青年和干部多达数千人，来自海宁的机械工程师沈鸿、作家陈学昭夫妇均由武汉办事处安排入延安。当然，还有像田家英等一大批倾向革命的青年。值得一提的是，才华横溢的田家英到达延安后，很快被“伯乐”相中，成为毛岸英的老师。不久，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辗转长沙和衡阳
夏之栩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还不到一年，战火逼近，武汉告急。组织上决定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分两路撤，一路由周恩来、叶剑英率领从陆路去长沙。另一路则由李克农、边章五带领从水路去衡阳，夏之栩与钱瑛、徐迈进、王炳南等一起准备撤退事宜。
武汉失守前，市内的机关、学校纷纷向内地搬迁，军界、工商界人士各自找门路离开武汉，街道上到处可见扶老携幼的人，还有坐在街沿上哭诉的老老少少。
敌机轰炸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战火笼罩着大武汉。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同志加上一部分新华社的同志有百余人，还有数量不小的报馆用的新闻纸急需转移，李克农决定紧急租船。当时夏之栩提着的小皮箱里装了最机密的文件和全体人员的路费，她行走时紧攥着皮箱，连休息的时候都不敢放松。后来还专门买了块布，把箱子包裹背在身上。
他们只能夜里行船，一晚上也只能行30余里，第二天仍没有离开敌机的轰炸圈。大家上岸稍事休息，打算下午3点集合继续航行。夏之栩带“小皮箱”，跟着李克农、边章五、王炳南等人以及几个警卫一起。等到他们往回返时，大轰炸来了，敌机由远而近，江上不断有炸弹落下，停在江畔的轮船全着了火，熊熊烈火映红半天，他们租用的“新升隆”也在劫难逃，被炸沉了。
李克农让夏之栩立即清点一下人数，办事处和新华社的同志死伤不少，办事处与新华社，共计有24位同志罹难。
冒着战火来到长沙不久，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将执行“焦土抗战”政策，夏之栩和办事处同志只能撤离，随身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老式收发报机。等到他们到达湘潭时，长沙城已一片火海。
长沙历劫，大火持续烧了三天三夜，千年古城变为一片废墟。中华民族的苦难仍在继续。烈火焚城之后，连续6年时间里，中国军队与侵略者展开的4次长沙大会战，整个城市因为战火而面目全非，长沙也因此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被列为二战史上损失最为严重的4座城市之一。
李克农带领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又转到了湖南衡阳。这是进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门户，也是抗战时期的军事要地。
1938年11月，周恩来与叶剑英等到达衡阳，随即创立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李克农任主任，工作人员均是从武汉“八办”撤过来的。衡阳“八办”成为南方局、新四军及东南各省我党过往人员的交通站、落脚点。夏之栩在衡阳“八办”，继续从事老行当，做各地交通往来和经费保管工作。
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衡阳保卫战，打得艰苦卓绝，城市遭受轰炸的频次在加剧，军民的顽强抵抗，载入血泪相和的抗战史。
抗日救亡在桂林
1939年1月，夏之栩被调到桂林。衡阳“八办”7月份撤到桂林，8月8日衡阳沦陷。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是一座坐东朝西的中式木结构建筑，3开间2进，长方形的2层楼，原为黄旷达的“万祥醋”店房。1938年11月下旬，李克农率工作人员到桂林，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租下这幢房子作办公用地。800平方米的办事处，楼下为警卫室、值班室、办公室、救亡室，楼上为秘书室、会议室、机要室、电台室及领导同志的住房。同年12月3日，周恩来、叶剑英抵桂，中共中央南方局暂设于此。
在广西桂林，夏之栩受李克农等领导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工作。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团结爱国人士，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组织输送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联络海外爱国华侨募捐支援抗战，筹运抗日物资等工作有序展开。
上海沦陷后，国内当时沟通海外的运输线，只有经越南进入广西这条通道。而桂林既可通贵州、重庆直至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又可达湖南、江西直至新四军总部苏北。为解决八路军、新四军军需物资紧缺的困难，李克农组织运输人员，从越南海防等地启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输送汽油、汽车、毛毯、被服、电讯器材和药品等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战。
当时，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来到桂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桂林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战文化名城。海宁人宋云彬，就为抗战来到漓江，成为宣传干将。
1939年，周恩来回到延安时，因手臂受伤去苏联治疗。他和邓颖超特意到国际儿童院去看望烈士子女，为赵世炎的儿子取名，并带去了夏之栩的信。战争将母子俩分离，来自妈妈的问候让异国生活的孩子有了安慰。可惜两年后，夏之栩与赵世炎的长子——13岁的赵令超于1941年在莫斯科去世。夏之栩只能把伤痛放进心里，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
1941年1月24日，李克农率领桂林“八办”的同志冲破重重封锁，到达重庆八路军红岩办事处，夏之栩又见到钱瑛等老朋友。烽烟四起，炮火连天，战争状态下亲人朋友相聚与分离，如此迅捷，却又如此珍贵。1941年底，夏之栩到达延安，她先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工作。1945年4月，她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夏之栩是幸运的，她不仅亲历了抗战胜利，还将从胜利走向胜利，亲眼看到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高高飘扬。之后，她长期担任新中国轻工业部副部长，从沧桑风雨的长路走来，最终见到了一个繁花似锦时代。
夏之栩（前排左二）刚出狱不久与李克农（站者右一）、张琴秋（前排左一）等合影。
■朱利芳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乘坐黑色的小轿车，沿着南京城外的公路，到达位于晓庄附近吉祥村1号的“首都反省院”。夏之栩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曙光。她于1933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经由周恩来亲自保释出狱。
30岁出头的夏之栩，人瘦得像是纸片一般，严重营养不良，但眼睛明亮。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由叶剑英负责刚刚组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一到住处，夏之栩申请立即参加工作。
她的抗战时间开始了。1937年到1941年间，夏之栩辗转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工作，在抗日烽火中坚守“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