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清廷发起了一场献书活动。心怀文化热忱的海宁文人祝德麟将家中多种珍贵藏书进献出来。
祝德麟（1742-1798），海宁袁花人，诗人、官员。他的献书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海宁学人在《四库全书》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开篇的精彩一笔。
著述入编：
海宁文化的闪耀
经过层层严格筛选，海宁文人的大批作品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中，粗略统计有：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南北朝顾欢的《毛诗集解叙义》，唐代顾况的《顾华阳集》，南宋张九成的《孟子传》《春秋讲义》、朱淑真的《断肠词》《断肠诗集》，再到元代贝琼、明代陈与郊、许相卿、祝以豳、陈确、谈迁，清代查慎行、陈世仁等重要著作，涵盖经、史、子、集各个领域。
这些作品是海宁学人智慧的结晶，也是海宁文化繁荣的有力见证。它们在丰富《四库全书》内容的同时，也让海宁的文化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
周广业校勘：
严谨治学的典范
在《四库全书》庞大的编纂队伍中，有一位来自伊桥的校勘学者——周广业（1730-1798）。乾隆四十八年（1783），周广业中举后，被《四库全书》馆聘为校勘。
周广业对待每一部经手的古籍都严谨认真，逐字逐句地核对，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存在的错误。无论是文字的讹误、版本的差异，还是内容的缺失，他都能凭借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精准发现，并加以修正，使其成为后世研究古代文化的可靠依据。他还花费十余年的心血，撰成《目治偶抄》和《四部寓眼录》两部著作，不仅为《四库全书》的分类和整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更为“四库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丁丙、乙卯补抄：
单不庵守护典籍的接力
《四库全书》成书后，乾隆皇帝下令抄写成七部，分藏于全国各地。然而，时光流转，到清末时，已有三部半毁于战火，仅剩下三部半，其中的“半”部便是杭州文澜阁本。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中遭受重创，大量书籍散佚、毁坏。为了让这一典籍得以完整流传，包括海宁学人的浙江仁人志士前赴后继，通过三次补抄，让这部典籍重新完璧。
在战火纷飞的杭州，杭州文人丁丙兄弟冒着生命危险，四处搜集文澜阁中散失毁掉的书籍，并从其他地方抄回，补入这部珍贵的典籍，此举被称为“丁丙补抄”。丁丙补抄时，曾从海宁蒋光煦已经损毁的别下斋藏书楼残余书籍中抄录了《祭告备礼》等文献。
尽管丁丙兄弟竭尽全力，但由于能力有限，经过他们的努力补抄，文澜阁本也仅恢复到原书规模的四分之一。
1912年，钱恂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1853-1927），湖州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他深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价值，决心开启第二次补抄工作。钱恂积极筹措资源，并借文津阁《四库全书》作为底本进行补抄。
在钱恂为补抄工作忙碌时，他的夫人单士厘（海宁硖石人）也积极参与其中。单士厘随夫游历十多个国家，著有许多游记，是中国第一位女旅行家、作家。她不仅随同丈夫一起检查文澜阁的书籍，还编写文澜阁缺书目录，并叫来自己的堂弟单不庵参与这项工作。
单不庵（1877-1930），海宁硖石人，是著名的校勘、训诂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图书馆馆长。
1915年是乙卯年，“乙卯补抄”正式拉开帷幕。在随后的几年里，单不庵日夜忙碌，投身于《四库全书》的整理工作中，协助编成《文澜阁缺书目录》《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五卷。尽管后来因钱恂调任，乙卯补抄最终未能让《四库全书》恢复全貌，但他们的努力为后续的补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癸亥补抄：
张宗祥文化苦旅的壮举
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1882-1965，硖石人，著名学者、书法家）看着残缺不全的文澜阁本，心中涌起一股坚定的信念：再次补抄，让这部文化瑰宝重放光彩。
补抄工作伊始，张宗祥便面临着经费筹措的巨大难题——粗略估算，总经费大约需要3万银圆。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张宗祥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积极奔走，向在沪的浙商提出募款主张，并规定只限浙江人参与募捐，他坚定地表示“非本省人就是富可敌国也不募”。最终，他募得一万六千余元，为补抄工作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募资成功后，补抄工作正式启动。这一年是癸亥年，因此这场补抄行动被称为“癸亥补抄”。张宗祥召集了200余名浙江写官，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投入到这项任务中。为了力求还原《四库全书》的风貌，誊抄用的纸选用了故宫博物院旧藏抄录《四库全书》的誊纸。
在补抄过程中，张宗祥亲力亲为，不仅为每本书的封面题签，还亲自参与校勘工作。写官们也毫不懈怠，有的埋首于故纸堆中，日夜抄写，运笔如飞；有的辗转北上京师，依据文津阁本钞阙补漏、详细校勘。大家怀着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全力以赴。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补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共抄书211种、4497卷、2046册。之后，张宗祥又将抄本分运北平校对，部分亲自校勘，基本厘清了阁书的版本问题。
由于清廷编书时，对一些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做法，人们所见《四库全书》中的一些图书已非原本。而“癸亥补抄”则照原书实录，还原了图书的真实面貌。因此，后人评价当今的文澜阁本是“一部补抄‘过头’了的《四库全书》”，它不仅是《四库全书》中最完整的一部，甚至比原四库本更为出色。
抗日战争的爆发，让《四库全书》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了保护这部珍贵的文化遗产，浙江藏书家们冒着生命危险对库书进行大规模转移。140箱阁书先后在富阳、建德、龙泉等地避难，之后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最终被妥善保存于重庆。在重庆的浙人还成立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张宗祥便是委员之一。1944年1月14日，日军空袭重庆，张宗祥不顾自己在重庆的家毁于炮火，第一时间前往重庆青木关阅视阁书。当看到阁书未遭损毁时，他才放下心来。
抗战胜利，阁书东还时，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找到张宗祥，提出要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南京收藏。张宗祥坚定地回应：“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人募来的私财……你何妨征求浙江父老的意见看是如何？至于我个人意见是希望留在杭州的。”在张宗祥的坚持下，此事不了了之。最终，文澜阁《四库全书》留在了杭州孤山的浙江图书馆。
影印出版：
蒋复璁文化传播的使者
在《四库全书》的传承与发展历程中，蒋复璁（1898 -1990，硖石人，军事学家蒋百里的侄儿，学者、图书馆学家）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
1933年，蒋复璁被任命为中央图书馆筹备主任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图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若能将其影印出版，不仅可以保护这些珍贵的古籍，还能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于是，蒋复璁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合作，从《四库全书》中精心挑选出1000多本精品书籍进行影印，并以最高规格出版，将其作为展现中国文化的代表与象征。1935年，《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正式问世，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反响。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出版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它让那些珍贵的古籍化身千百，大大降低了遭受战争破坏的风险；许多大中型图书馆将其视为特藏、专藏，为后人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蒋复璁用其中一百套书向国际图书馆界进行交换，大量珍贵的外国书籍得以入库，充实了图书馆的馆藏；《珍本初集》开启了影印《四库全书》的先河，后来台湾商务印书馆在此基础上，继续选印《四库全书》中的罕传珍本，最终实现了《四库全书》的全书影印。
蒋复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四库全书》走向世界。另外，《四库全书》抗战前转移至大后方时，蒋复璁也起到了主持人的关键作用。
参与编目：
赵万里古籍整理的贡献
赵万里（1905-1980），盐官人，著名文献学家。他同样为《四库全书》相关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民国时期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续编，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古籍整理编目工程。赵万里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在1934年至1937年间，他专注于此书中明代部分的研究，共为《提要》撰写了349篇提要稿，为后人通过《四库全书》研究明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此外，赵万里在编制《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及其后续的《四库孤本丛刊》《四库善本丛刊》目录上也贡献巨大。
结语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的图书征集、编纂，至新中国成立后，海宁学人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保护、传承和传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故事，是一首充满热血与情怀的文化史诗，值得我们铭记与敬仰。
■徐新民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汇聚了360多位高官、学者的智慧，历经3800多人长达十三年的抄写，最终得以问世。它涵盖了3500多种书籍，计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几乎将中国古代所有重要图书囊括其中，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文化工程。
而在这部巨著的背后，有一群来自海宁的学人，他们凭借着深厚的学识和满腔的文化情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保护与传承奉献出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