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叶青
1990年7月的一个下午，完成了高考的最后一场考试后，他跟随着人群如潮水般涌出考场。
骄阳似火，青春洋溢，周围已是一片沸腾的海洋。一本又一本的书被一双又一双手抛起，像一只只白鸽在蓝天上空飞过。欢呼、笑闹，现场的声浪，此起彼伏。
同学从背后追上来，拍着他的肩膀，大声地问假期是否跟他们几个同学来一场旅行？
他摇了摇头，他得打包好行李，骑车3个多小时，回到乡下，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他。
在很多同学关心成绩、思索下一步要去哪里读书时，他更关心的是怎么挣到钱。这个假期，他要和父母在田地里摘菜，守着家里3亩西瓜田，靠卖菜、卖瓜挣出自己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学费。
分数出来后，和他预测的差不多。填志愿时，全家在田头临时搭建的瓜棚里。躺椅上的父亲，手里摇着蒲扇，伴着咳嗽声声，缓缓地说出一句：“当医生吧，错不了，人总是要生病，这世道总是需要医生的。”
于是，为着实现父亲这个最朴素的愿望，他填了省内最好的医科大学。专业选择从临床医学开始，到预防医学、生物医学、药学等，一路填过去，直至填满。
接下来的等待时间，就是他高强度的劳动时间。
天才蒙蒙亮，屋檐下的广播都还没响，父母便带着他到田头摘茄子、黄瓜、豇豆，装入箩筐中。扁担绑在自行车上，左右两边各挑着一筐。说起来简单的事，他一个戴着眼镜的文弱书生，骑个负重的自行车，好几次都七弯八扭地摔倒在地，狼狈不堪。好在，他很快就学会了。父子俩一人骑一辆车，半个多小时后到达袁花镇上。在菜场角落边寻了一个临时摊位，蔬菜一一摆出来卖。差不多到午饭时间，箩筐见底，他和父亲才能骑着车回到家。
五角、一元、五元、十元的纸币被母亲分类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家中的一个抽屉里。随着抽屉里的空隙越来越小，他估摸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应该就在这几天发放。有同学传话过来已经拿到了，他的那一份却还迟迟没有来。
农活，还得继续干。清晨5点多的毛太阳照在身上，汗，“滋滋滋”地冒出来，顺着粘糊糊的头发往下流，咸咸的苦涩的味道充斥口中。顾不得用手擦一把，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快点把4个筐装满，就能早点赶到小镇的菜场上去卖。
那几天，母亲眉头皱得紧紧的，常有叹息声响起。闷热的天气，沉闷着的一家三口，手不停地采摘着架上的长豇豆，装入筐中。
朝阳渐渐热烈，他抹了一把眼角的汗水，试图用轻松的口气打破沉闷：“这几天通知书应该就会到了。”透过挂满了长豇豆的架子空隙，他瞧见父母的脸上总算明朗了些。
机耕路的那头，由远及近，传来了阵阵自行车的叮铃声。一身墨绿色邮政职业装的大姐将自行车停在田埂边，她从自行车前档下挂着的专用袋子里取出一个大信封，拼命着朝着他们挥舞、叫喊。
三个人怔怔地望向她，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就见这位邮递员大姐，冲到了田埂上，高举着手中的大信封朝他们飞奔而来。
他终于意识到了对方手中的信封是什么，眼神交换间，父母的脸色瞬间充满了喜悦。
“一早跑你们家送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个人也没有。邻居说你们全家都在田头，我就着急着送到这里来了。”大姐说话风风火火地。
他的双手在破旧的外套上擦了又擦，深呼吸，调整一下“怦怦怦”跳得急促的心率，接过录取通知书，又将它递到了父母手中传阅。
那天的太阳，明晃晃的亮，照着田埂上三张脸，也格外地发亮、发光。
到了菜场，父亲难得慷慨地把筐里的菜便宜价甩卖。9点多时，父亲拉住准备回家的他，说，调头，去镇上的馆子，吃碗肉丝面。那碗面，味道极其鲜美，父子俩连汤都喝得精光。
很多年以后，他成了本市一家综合医院的临床专家，那双曾经拿镰刀的手，拿起手术刀，丝滑顺手。劳累过度的父亲，此时指甲床成杵状膨大，唇色像熟透的桑葚，辗转在医院好几个病区住院，又在重症监护室几进几出。医学的局限与无奈，又一次成了压在他肩膀上的重担。
油尽灯枯的父亲在弥留之际，突然抓住床单，如当年紧紧地攥紧那卖菜所得的零钱。骨瘦如柴的手上，蜿蜒的静脉根根清晰可见，仿佛那条在晨光中泛着青紫的豇豆。父亲带着欣慰，断断续续地说，当初在田头为儿子作出的选择，无比正确，至少让身为父亲的他多活了十年。
那一刻，一向冷静的他泪如雨下，行行滑落的液体，带着温热，终于冲淡了30年前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