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立
在我国古代文化中，信、义与仁、礼、智合称为“五常”，是古人最重要、最核心的伦理观念。从源流来看，古人推崇的信义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代代相传、不断完善发展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因为有了包括信义在内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得以形成了诚实守信、重情重义、坚守底线、勇于担当的民族品格。
信义的内涵
“信”字从人从言，“人言为信”即说出来的话要算数，做出的承诺要兑现，心口如一，表里如一，说到做到，这就是信。“义”，古人一般训为“义者宜也”，繁体由“羊”和“我”构成，最早和祭祀、礼仪相关，后来逐渐演变为做事合宜、符合道义的意思。简言之，做该做的事，坚守正道，走适宜之道，这就是义。信义合一的基本内涵就是诚信为本、坚守道义。在古代典籍中信义常常并称，比如“敦信明义”“赏莫大于信义”“信以行义”等，而违背承诺和道义的行为就被斥为“背信弃义”。
信为什么会和义结合起来呢？因为信不可盲信，需以义为准则，只有符合道义和公理，才是真正的信。《论语·学而》有言：“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约信的事必须遵循道义，才能真正践行。人们往往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孔子论述信的经典名句，但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硁硁然小人哉！”这是说如果把信绝对化，固执而不知变通，像坚硬的石头一样，这样的人并非君子而是小人。关于这一点，孟子的观点更鲜明：“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他认为，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也不一定必有结果，最关键的是要合乎道义。脱离正义的原则，不讲变通，就是盲目的、呆板的信。墨家也讨论过“言必信，行必果”的问题。《墨子·兼爱下》提出：“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以“兼爱”为目标，强调执政者对民众要始终言行相合、取信于人。墨子对信的坚守，与孔子“民无信不立”的政治伦理高度相通，二者皆以信为治理根基、为人底线，区别仅在于，儒家更看重义对信的统摄，而墨家更强调言行一致的刚性践行。
信有了义，才是真正的信；义统领着信，才是完整的义。信与义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相互成就，才成为令人衷心服膺遵守的道德准则。
信义的源流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质之一，信义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有密切关系。在土地上长期耕作、生活，安土重迁，造就了典型的熟人社会。古人很看重人情、良心、口碑、道德。身处乡里乡亲中的个人，说话算不算数、做事讲不讲道义，直接决定了他能否立足、能否被尊重和被接纳。在这样的环境中，古人认为柔性的道德规范比刚性的法律条文更有效、更深入人心。于是，仁义礼智信这样的道德规范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发展、完善起来。
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让古人对自然有更多依赖。古人发现日月星辰总是有规律地东升西落，一年四季总是重复着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从不混乱，从不失信。古人认为这就是天地之信。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之上，信义的思想逐渐产生发展，并且被贯彻到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是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当时的贵族往往通过向神盟誓，来表示自己信守约定的决心。到了孔子活动的时代，忠信、信义成了贵族崇尚君子之人普遍遵守的德行。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们对信义做了大量的理论阐释，深化和扩展了信义的思想内涵。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有一篇《忠信之道》，《中庸》有“诚者，天之道”的论述。值得关注的是，思孟学派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到汉代董仲舒那里被改造为“仁义礼智信”五常，这意味着“信”取代了“圣”跻身五常，其分量愈加重了。五常又与古人的“五行”之说相配，其中信对应土，方位是中央。土在五行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其他四行的承载者，信在五常中的地位也是如此。到了宋明时代，理学家更多讲仁义礼智四德，似乎信的地位有所下降。其实不然，因为理学家们认为信就是真心实意地去实践仁义礼智四德，诚如朱熹所言：“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
信义是立身之本
信义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对塑造健全人格、实现自我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信义是君子的核心品质，义是根本底色，信则助人把事做成，使德行圆满。信要求言行一致、恪守承诺，只有信守诺言、真诚待人，才能赢得他人信任，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义要求坚守正义，若表里不一、背信弃义，终将被他人疏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利面前，首先要坚守道义的标准，如果符合道义，求利就无问题，如果违背道义，那就坚决不能做，这就是孔子主张的“见利思义”。
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干成事业、干大事业，首先就要有信义。孔子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人如果没有信用，就如同马车失去了车轭和车辕，根本无法前行。《论语·卫灵公》记载，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处事通达顺利，孔子回答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一个人说话忠诚守信，做事敦厚恭敬，即便去了偏远之地，也能立身行事、受人敬重；如果一个人说话不讲诚信，做事轻浮不庄重，就算在本乡本土，也难以立足。
千百年来，信义不仅是道德伦理，还是很多人践行的价值标准。比如《史记·吴太伯世家》等资料记载的“季札挂剑”故事、《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载的“一诺千金”故事等。历史上也有不少因背信弃义而遭人唾弃的例子。“食言”一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国语》中就有“言不可食”的说法，《左传》也有“我食吾言，背天地也”的记载。
《论语·学而》记载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义在朋友交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是友谊的基石，是朋友之间相互信任、彼此依靠的根本。羊左之交、鸡黍之交、桃园结义的故事流传千载，为我们诠释了朋友间信义的力量。即便到了现代社会，我们在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与古人有巨大的差异，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需求、信任需求从未改变。
现代社会中，家庭、亲戚、邻里、同事等，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无一例外都需要信义这个支柱，有信义为基础，各种关系才能够更加稳定和谐，才能给自己的生活和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信义是社会之基
信义在古代社会是重要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更是社会有序运转、和谐安定的基石。
在信义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传统社会建立了一套朴素而又行之有效的信用规则。邻里之间的信用体现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彼此亲近友善，相互扶持，恪守诚信，借物必还，借债必偿。宗族治理更是传统社会信用风尚的重要载体，几乎所有的族规家训中都有“守信笃义”“诚信待人”的条款，明确要求族人行事守信、待人诚信，不得欺诈、不得违约。一旦出现失信行为，不仅会受到宗族内部的斥责和惩戒，严重的还会被剥夺宗族身份。
在社会交往中，信义精神更多体现于商业领域。在大众的认知中，儒家似乎历来主张重义轻利，反对商业活动。其实，儒家并不反对求利，但反对见利忘义，认为求利应该符合道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符合义的利，人们非但不会讨厌，还会热烈欢迎。这个义就包含了诚信、正义等内涵，如交易时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信守承诺，履行合同契约；不泄露商业机密，维护合作伙伴的利益；以诚信为原则解决商业纠纷，不欺诈、不耍赖等。这种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基本精神，不仅塑造了独特的儒商精神，更推进了完善的商业信用体系的建立。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古代儒商的最早代表。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子贡始终秉持信义理念，赢得了广泛信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他身上得到完美诠释，最终富致千金，成为儒商鼻祖，其诚信经营的理念影响了后世无数商人。明清以来，晋商、徽商等著名商帮的核心秘诀之一都是诚信为本、以义制利，他们把传统的信义伦理转化为商业经济伦理，为构建传统商业信用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溯古代商业的信义之道，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更是为现代商业伦理寻找精神源泉。古代商帮依靠口口相传的信誉建立起商业信用网络，今天的市场经济也在信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更为复杂高效的信用体系，古代商业流传下来的信义智慧正在今天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据中国孔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