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超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君子人格”是一个核心的理想道德典范，主要源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的学说。《论语》中“君子”概念共出现107次，可见其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一项深远贡献，就是通过君子人格的构建，将整个民族引向一种道德自觉的精神国度。
一、“正道直行”的人格修养
《论语·雍也》云：“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正道直行，行得正，坐得直，不偷奸耍滑，不搞阴谋诡计、权谋诈术，孔子认为这才是正人君子应当尊奉践行的人格修养之道。
孔子认为，正道直行的君子人格是天道的启示，按照天道去行人道，就是君子人格。能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人、做官，当然值得人们尊敬。然而，对于具备一定社会阅历的读者而言，在领会“正道直行”这一训诫时，心中不免会有所审思：在现实经验中，坚守原则、刚正不阿的君子之行，有时反而会遭遇困境，显得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反观那些讲究权变、善于逢迎的“乡愿”之人，却往往能左右逢源，广受欢迎。面对此种现实张力，个体应如何自处？这构成了一个深刻的现实与道德困境。孔子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在《孔子家语·三恕》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伯常骞问于孔子曰：“骞固周国之贱吏也，不自以不肖，将北面以事君子。敢问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隐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穷，道亦不隐，为之有道乎？”
孔子曰：“善哉，子之问也！自丘之闻，未有若吾子所问辩且说也。丘尝闻君子之言道矣，听者无察，则道不入；奇伟不稽，则道不信。又尝闻君子之言事矣，制无度量，则事不成；其政晓察，则民不保。又尝闻君子之言志矣，刚折者不终，径易者则数伤，浩倨者则不亲，就利者则无不弊。又尝闻养世之君子矣，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闻也。”
孔子提出的这四条，被认为是他为弟子开出的四副良方：思想理论不能太艰深晦涩，应以简洁易懂为宜；制度建设不宜过于严苛繁复，应以宽疏合理为宜；为人处世不能过于刚直傲慢，也不要想着为一己私利偷奸耍滑；做事情不要拈轻怕重，但也不宜过于逞强，超出自身能力限度去追索。孔子对弟子的言教不是脱离实际的凌空蹈虚，而是在洞彻庙堂和江湖的运行规则之后，仍然坚守初心，不忘本来，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他心目中理想的君子人格，是心存正道，但不迂腐，懂得灵活变通，能够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现实政治中实践经世致用的目标理想。
二、“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儒家文化的经典理念，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易·乾卦·象传》中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蕴源于《周易》。《周易》一书由《易经》（六十四卦卦爻辞）与《易传》（“十翼”）共同构成。在儒家传统中，《易传》的创作与孔子密切相关，《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君子应当像高天一样，强健而运行不息，纵使颠沛流离，也要不屈不挠、自强行健。
孔子的自强不息精神，首先体现在他对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态度上。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还特别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生逢乱世，但并不苟且偷安，相反总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四处奔走，哪怕失去最宝贵的性命也义无反顾。这一思想境界经孟子发扬光大，形成了一种浩然的大丈夫人格，进而成为中华文化当中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养料。后世中国，每每遇到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些不怕死、不惜死的英雄人物拔剑而起、挺身而出，舍生取义，救民于水火，这正是中华文明的超越性所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孔子提倡的儒学，不是形而上的书斋学问，而是积极用世之学。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读书人出来做官，不是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匡扶正义，为了造福于民，为了这个“大道”，应当躬身入局、挺膺负责，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它蕴含着儒家经世济民、刚健有为的精神传统。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从而塑造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入世品格。
孔子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还体现在他坚韧不拔、奋斗不辍的人生历程中。孔子生于乱世，但他对自己的理想抱负坚持到底，并为之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即使在匆忙之时、困顿之际，也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正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其刚健勇毅的精神可见一斑。
三、“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
《周易》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对坤卦物象的解释。与坚毅刚强的天不同，古人看到的大地是敦实、辽阔、广袤、平顺的，所以人不仅要取法于天，像天一样刚健奋发，也应当取法于地，像地一样包容万物。“德”是中华文化中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尚书》记载：“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意思是德政可以感动上天，不管多么遥远，这种感召力都能触及。“德”的理念在中华文化中开始形成广泛影响力，是与周革殷命的历程相伴随的。
孔子倾心周礼，对周代文明赞叹有加，自然尊奉周人之德。《论语》中提到“德”的地方近40次。孔子主张统治者要提高道德修养，只有德行提高，才能适合担任更高级别的官职，否则就可能面临“德不配位，必有余殃”的局面。孔子多次提到君子之德，比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此处强调的是君子（此处更多指的是地位较高的人）应当涵养好的德行，成为社会的表率。在孔子看来，君子应当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因为他们承担着引领风气、净化风俗、淳化道德的责任。
厚德载物，不仅是一种个人层面的道德修养品质，也延伸成为一种国家层面的交往原则，不仅在孔子时代为当时的人们所尊崇，也为今天中国的外交实践提供了丰厚的借鉴。《论语·季氏》中指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庸》也指出：“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些凸显了中国古人对理想生活和政治秩序的期待和向往。通过修身立德、克明俊德，实现家族的和睦、民族的和谐、邦国的和平，最终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升平的和谐局面。
四、“有耻且格”的荣辱观念
荣辱观是一种道德评价的价值标准，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句话反映了孔子德政的治理思想。与法家崇尚刑罚的治国理念不同，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认为，单纯依靠法令条文等强制性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只能算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方式。孔子更认同的方式是，通过建立一套普遍被认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让老百姓自觉自愿地遵行社会运行的法则，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树立一套荣辱观念作为价值标准，使老百姓心悦诚服、知所趋赴。
荣辱是一种道德的评价体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是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悠久的文明底蕴，就越是注重道德评价。荣辱的道德评价对于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约束力。《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些在乱世中弑君、弑父的乱臣贼子，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现实的政治权力和荣华富贵，但他们惧怕孔子，何也？因为孔子在编订鲁国编年史《春秋》时，于“微言”之中彰显褒贬，这些乱臣贼子也怕被写进悠悠青史，遭到舆论和后世的唾骂，遗臭万年，所以他们心有畏惧。这显示了荣辱评价对于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管子·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观念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也激励着中国人行己有耻、向上向善。正因如此，“礼义廉耻”作为支撑国家命运的“四维”，其价值早已超越具体时代，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据孔子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