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高照
晚上数学测试，班里有两位同学因病请假，同学们布置考场，移好座位，整理好了自己的桌面，而那两位请假的同学的桌面堆着书，却没有人管。
我又想起上周期中考试，也是布置考场，大家的书籍都整理好了，一位体育生的书籍却散了一地；后来考试结束，大家的书都搬回去了，体育生的书却依然孤单地待在讲台上，乱作一团。因为体育生按要求是第二节晚自习回班的，所以他如果没有足够的“远见”，他的事情往往要比其他同学晚一步完成；我又想起，上次我出差四天，出差前叫两个班的四位同学查《登泰山记》的资料，查到了，放在班级的电脑上给大家看看。但是，两个班的四位同学都没有落实，其中三位同学查了，但是没有放到电脑上，还有一位同学忘记了，奇怪的是，他说四天之间，从未想起。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事情，我常常会生出一丝悲观的情绪。我想在班里说说这几件事情，但是又怕学生认为我小题大做，但想想还是觉得教育的契机不可失，又“事关重大”，终究还是在班里说了。我说，布置考场，你自己的桌面整理了，同学请假没来，桌面堆着书，没有人看见；体育生固然没有提前“想到”，但人人都知道他是晚到，没有人会帮他一下；四位同学查资料，都没有上传电脑，还有一位同学忘了四天，没有一位同学站出来，善意地给个提醒。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所警觉和思考。
我自然地和同学们聊起了鲁迅先生的《示众》和《藤野先生》中的“幻灯片事件”。《示众》细腻地描绘了一个“犯人”被示众时，围观看客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我和学生讲看客围观的“围”有几层，讲看客年龄结构背后的深意，讲“于是他背后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的妙喻；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先生说起在霉菌课的闲隙播放的幻灯片，影片中“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以及听到外国的“他们”欢呼“万岁”时的“刺耳”，还有“此后回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一百年过去了，旧时的我们骨子里的那种冷漠与麻木似乎依然存在。
我深沉地讲着，同学们安静地听着。我温和地说，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同学们真诚地点点头，似懂非懂的。我愿意相信，所谓的触动与唤醒，往往就藏在同学们的似懂非懂之间。
晚上回家，坐在书房，我还在思考同学们冷漠的缘由。我的第一反应推测，是不是因为我在班里对于“集体”“热心”的教育不够，那就该多引导一下了。我又想，这或许是独生子女家庭带来的普遍影响，但转念一想，班里独生子女的家庭其实并不多。于是我想，大约是我们的文化中先天就带有“冷漠”的基因，以至于自然地传给了下一代，比如“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劝诫，比如“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的感叹，以及“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胁迫，这句话常常用来“告诫”我们不妨再冷漠一点，再麻木一些……
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点缘由，但我又猛然地想到，会不会是因为竞争意识的长期濡染，导致孩子们从小就认为“周围的人”与自己始终是竞争关系，是敌对的。既然是竞争的，我当然不会帮你；既然是敌对的，我当然不会去爱。于是，本应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我们”，就在这样的所谓竞争中，渐渐地，只剩下一个孤独、冷漠、麻木、可怜的“我”了。
或许，还有其他的什么缘由，我努力想，但想不出；窗外月色如水，把我一个人泊在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