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
我在家乡小镇上闲逛，走到一条老街，意外看到路边一只绿皮信箱，外壳已经褪色，锁孔积着灰，像一只闭紧的眼。旁边的墙上写着邮政编码。我想起来，这里是老邮电局，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代写书信的人。
过去乡下有所谓“三百六十行”，大多数行当的从业者都有名称，比如瓦匠、篾匠、媒婆，我不知道代写书信的人该称为什么。或许从事这个的人太少，都算不上个行当吧。
那时候，他就坐在这里的老槐树下，一张掉漆的木板桌，桌上放着一瓶蓝黑墨水，旁边是一堆信封和信纸，还有一本《尺牍大全》和一本《新华字典》。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他的“工作室”了。我也不知他确切的年纪，看着约莫六十岁，或许更大些。他架着副老花镜。看着他，我会想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私塾先生。但他并不是教书先生，也没有穿着长衫，穿的通常是旧中山装。
过去乡下寄信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有人不识字，有时也需要写信，于是有了他的用武之地。找他代写信的多是中老年人。比如有大爷来镇上赶集，顺带给外地打工的儿子回封信。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里说，他家乡过去给人送信的信客也常代写书信，有的家庭有了事，妇女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信客铺纸磨墨，琢磨着句子，把她们的幽怨和告急调理成文绉绉的语句。
我曾多次在旁边看过他给人写信，但没凑到跟前看清他写的内容。更多的时候，他都在耐心听着主顾的表述，偶尔点头，并不多问。有时有人坐下来，话没说几句，他已经拿起笔，写下对方的称呼和开头，写出来的字一笔一画，横平竖直，是很好看的楷书。
我在他旁边看热闹，他从不赶我。有一次，我指着他写的“见字如面”问是什么意思。他放下笔，看着我说：“你想念一个人，写一封信给他，他看到字，就像看到你本人一样。”把写完的信交给主顾后，他拿起笔教我怎么正确握笔，写出工整的字，并告诉我：“字是人的门面，马虎不得。”我点点头，明白每一封信都藏着郑重的托付。
有位老奶奶，我见她来过不止一次，要给远方的哥哥写信，依稀听她说哥哥在台湾。他每次都认真听老奶奶回忆过去，讲小时候和哥哥一起采野菜，讲分别时的场景。我不知道，那位老奶奶的信，最终有没寄到她的哥哥手里。
后来我才知道，不只在中国有代写书信的人，外国也有。巴西电影《中央车站》的开头，就是女主人公朵拉在里约热内卢中央车站的广场上摆摊，为不识字的人写信。
在我印象中，他代写书信的营生没能持续多久，或许在我见到他以前，他就摆了多年摊吧。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家家都有读书的年轻人，甚至有人家里装了电话，没人需要请人代写书信，他也就从街角消失了。有人说他年纪大了，写不动了。总之，代写书信的行当在小镇上不存在了。今天的孩子恐怕听都没听说过，曾经还有过这么一个行当。
镇上的邮电局已搬到镇中心多年，而且邮电分家，一边是邮储银行和邮政快递，另一边是电信宽带营业厅。但我在这老邮电局的门口，仿佛还能看见他坐在那里，穿着发白的中山装，戴着老花镜，笔尖在信纸上沙沙作响。如今，我们动动手指就能发信息，那个“从前慢”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我想，也许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依然有人需要“代写”，不是代笔，而是代一颗愿意倾听、懂得回应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