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娟
烤红薯的讲究全在“火候”二字。选薯须得是红心沙瓤的，个头匀称如纺锤；埋炭需分层铺排，明火在上，暗炭在下，既保温度又避焦糊；翻动更要勤，每十分钟转一次身。最妙的是出炉前的片刻：用铁钳夹起红薯，在炭灰上轻轻滚两圈，让表皮裹上一层薄薄的灰烬，仿佛给甜香披了件粗布外衣。
老辈人管这叫“焖香”。灰烬是红薯的铠甲，锁住内里的糖分不外泄；炭火是隐形的推手，将淀粉悄然转化为麦芽糖。待到表皮裂开细缝，金黄的薯肉微微鼓起，便是到了火候。此时剥开红薯外皮，热气裹着蜜香扑面而来，咬一口，沙糯的薯肉在舌尖化开，甜得直沁心脾。
烤红薯的渊源可追溯至明清。旧时北方冬日漫长，百姓缺菜少粮，红薯因耐储存、产量高，成了穷苦人家的“救命粮”。起初是埋在灶膛灰里煨熟，后来有人改良出铁桶烤炉，既省柴又高效。至民国年间，推车挑担的烤薯摊遍布城巷，成了冬日街头的一景。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写：“烤红薯的香气，是寒夜里最温暖的召唤。”
北方的烤红薯重“甜”，南方的则偏“糯”。在南京夫子庙，常能见到老妪守着泥炉，炉内红薯与芋头、玉米混烤，甜香里混着泥土气。有食客专爱挑表皮焦黑的；也有人偏爱裂了口的，称“开口笑，更入味”。上海弄堂里，烤红薯摊主多备着牛皮纸袋，食客捧着烫手的纸包，边走边吹气，热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像条蜿蜒的尾巴。
记得儿时放学归家，远远望见巷口亮着盏昏黄的灯，便知是烤薯摊出摊了。摊主王大爷总穿件褪色的军大衣，手套破了个洞，露出冻得通红的手指。他递红薯时总说：“趁热吃，凉了糖分就回去了。”我蹲在炉边啃红薯，看炭火映得他满脸通红，听他讲年轻时在东北烤红薯的故事。
去年冬天，我遇见个卖烤红薯的姑娘。她笑着对顾客说：“这是我家自己种的，甜得很。”我买了个最大的，剥开时发现薯肉里嵌着几粒黑芝麻——是她特意撒的。她解释：“小时候我妈总这么做，说芝麻能增香。”我咬一口，甜香里混着芝麻的酥脆，恍惚间又回到了老家的巷口。
暮色渐沉，烤薯摊的灯光愈发温暖。姑娘的围巾沾了炭灰，手套磨出了毛边，可她哼着歌翻动红薯的模样，像在守护一团不会熄灭的火。有位老人拄着拐杖驻足，盯着红薯愣了神：“我老伴生前最爱吃这个……”姑娘默默挑了个最大的，用纸包好递过去，老人颤巍巍地掏钱，她摆摆手：“送您的，趁热吃。”
烤红薯，这最朴素的市井小食，恰似一部流动的民生史。它从饥荒年代的“救命粮”，变成冬日街头的“暖心甜”；从灶膛灰里的粗粝，到铁桶炉中的精致。它的表皮裹着炭灰，却藏着最干净的甜；它的身形笨拙，却能暖透整个寒冬。就像那些守着烤炉的人，或许衣衫破旧，手指皴裂，却能用一炉炭火，将生活的苦涩熬成蜜糖。
所谓人间烟火，不过是寒夜里一只烫手的烤红薯，是剥开灰烬时升腾的热气，是咬下第一口时眼里的光。它不登大雅之堂，却能让每个匆匆过客停下脚步，在甜香里寻到一丝家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