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帆
我们那个镇子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大人给孩子起名是没有什么讲究的，怎么好记、怎么叫起来顺口，就叫什么名。老辈人说，名字起得越“贱”，小娃子就越好带。所以我们村里有叫“歪嘴”的，其实五官端正着呢；有叫“呆子”的，其实脑袋瓜子很聪明；还有叫“乌皮”的，其实是皮肤白净的小帅哥。
大约人们觉得狗忠诚，于是村里以“狗”为小名的人多了去了，特别是狗年出生的。于是，“狗”便成了常见的名字。可人们终究觉得直呼“狗”太土太俗，便取了个谐音，叫作“古”。生在正月，便是正月古；生在腊月，便是腊月古。
我童年时，父母没有时间管我，把我寄养在乡下姨婆家，结识了一个发小，是农历八月出生的，名叫“八月古”。他又黑又瘦，浑身却有使不完的劲儿。他比我大几岁，是大姑大婶嘴里的“调皮捣蛋鬼”。他经常带我出去玩，还一起去放牛。他赤着脚在小溪里摸青蛳，还会爬上最高的苦楝树，去摘那些不能吃的苦果子当竹弹弓的子弹。
他父亲在田埂那头喊：“八月古——死到哪里去了——”他便从草丛里探出头，应一声：“在这里呢！”那声音嘹亮，在山谷间回响。
那时我总觉得，那些叫“古”的孩子，与他们的名字是贴合的。他们在地上爬，在泥里滚，在田野里疯跑，真像一群无拘无束的小狗，生命力极其旺盛。而且这个名字好记，笔画不多，特好写。我当时还有些羡慕他们有这个名字。
后来，我到城里读书，见识了许多光鲜且富有诗意的名字，什么“梓轩”“诗韵”，一看名字就像是被父母捧在掌心的宝贝。我偶尔想起村里的那些叫“古”的孩子，心头会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
前些年去姨婆那里，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八月古。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镇上开了间修理摩托车的铺子。我走到他那满是油污的铺子前，喊了一声：“八月古！”
他愣了一下，从车旁探出头来，一张脸被汗水与油污画得像花脸猫，但是那双眼睛，还和童年时一样发亮。他看见我，便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
我坐在他那杂乱的铺子前的小木凳上。他搓着沾满油污的手说，村里叫“古”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的父母都去了城里，给孩子起的名字越来越时髦，再也不会有孩子叫“古”了。“正月古爷爷前年走了，”他淡淡地说，“三月古在广东的工地上，听说当了小工头，手下也管着十几号人嘞，蛮厉害的。”
他也不再是那个野孩子了。他和我聊这些年的生活，做了许多事，摆过地摊，也在工地上挑过水泥，在红木车间做过打磨工，虽然生活有些艰难，但他的话语里没有半点抱怨。
临走时，我半开玩笑地问：“现在还觉得这名字贱吗？”
他嘿嘿地笑：“啥贱不贱的。名字就是个符号。你看我，叫八月古，不也把这一个家撑起来了吗？我干这个活虽然累一些，但是干干净净赚钱，爹娘给取的这个名字好，经熬。”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古”这个名字，寄托“贱名好养”愿望，是一种最朴素的祝福。给孩子起这名，便仿佛给孩子上了一道安全保险锁，寻思着连阎王爷勾生死簿时，怕也要嫌这名字又贱又土气，懒得细看，便自然逃过一劫。它祝福的不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祝福的仅仅是“活着”，像狗尾巴草那样，无论风雨旱涝，都能顽强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