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忠
在民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诸多人物的命运交织碰撞，谱写出一段段动人篇章。马叙伦与余绍宋，一位是来自浙江杭县的学者、书法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缔造者；一位是浙江龙游的史学家、书画家和法学家。他们因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从江山结缘，情谊贯穿近半个世纪，在学术、艺术与政治等领域留下了携手同行的深刻印记。
江山初逢：志同道合结下深厚情谊
1906年，对于马叙伦和余绍宋而言，是命运交汇的重要一年。彼时，清王朝风雨飘摇，教育革新的浪潮席卷而来。江山知县李钟岳电邀光绪年间廪生毛云鹏回江，共同创建县立江山中学堂。马叙伦和余绍宋，应毛云鹏之邀，也来到江山，成为江山县立中学堂的教员。
初到江山，马叙伦与余绍宋便展现出了对新思想、新文化的热忱。他们不仅在教学上相互切磋、倾囊相授，更率先垂范剪去发辫，发起成立“天足会”，致力于革除封建陋习。两人还携手创办《新衢州杂志》，试图以文字启迪民智。
然而，学堂内突发的“慈禧太后肖像案”，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毛云鹏在购置教学用具时，带回一张印有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头像的相片，并在背面无意中写下《西厢记》里“我见了也销魂”的台词，随后随手将其放在纸篓里。这一行为被反对派周渠清发现，并借此大做文章，以恶意诽谤大清皇朝为由，告发毛云鹏为“革命党”，要求知县衙门治罪。
马叙伦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四处奔走营救。他一方面为毛云鹏疏通关节，另一方面亲笔为毛云鹏起草辩文。同时，他还与余绍宋等同事夜访知县李钟岳，诚恳地说明此事的利害关系。在多方努力下，最终，毛云鹏出了一百担谷子，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但经此事件，毛云鹏心灰意冷，愤然辞去堂长职务，马叙伦和余绍宋也深感失望，愤愤不平地离开了江山。而这段经历却成为了彼此情谊的坚实基石。
书画唱和：艺术雅趣中深化交往
离开江山后，马叙伦辗转于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任教，并投身于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在文字学、哲学等领域不断深耕；余绍宋则在法律、史学与艺术领域不断探索，担任司法部次长等职，同时在书画创作与理论研究上崭露头角。然而，两人的联系与交流却愈发紧密。
1927年以后，已在学界颇具声望的马叙伦与余绍宋在艺术创作上有了频繁互动。如1929年7月16日，余绍宋回访马叙伦，并以竹为题材，为其画扇。是年12月17日，马叙伦托高鱼占与余绍宋合作《溪楼延月图》，余绍宋补绘右幅远山渔舟，成为二人艺术合作的珍贵见证。
此后，书画往来成为他们维系情谊的重要方式。据《余绍宋日记》介绍，在1930年的8月17日、11月16日和12月1日，余绍宋分别为马叙伦改画。同年，马叙伦母亲七十大寿，余绍宋精心写竹为寿礼。也是在这一年，应马叙伦之托，余绍宋绘制《嚼梅咀雪庵图》，将马叙伦居所的雅致情趣生动呈现于画卷之上，让马叙伦的生活意境通过艺术得以永恒留存。
1932年，马叙伦撰文《重修西溪厉樊榭先生祠堂记》，余绍宋为之书丹，王福庵篆额，吴福生刻碑。这一合作体现出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的默契与共鸣。
1934年，马叙伦50岁，余绍宋画梅为其祝寿。马叙伦则以书法作品回赠，笔锋之间或刚劲有力，或圆润婉转，尽显对友人深情厚谊的回应。
艺教相携：从美专风潮到“东皋雅集”
1924年，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爆发激烈风潮，校长人选成为矛盾焦点。当时的美术教育界派系林立，各方势力争夺话语权，学校内部管理混乱，学生与校方的矛盾日益激化。马叙伦深知余绍宋兼具史学修养与书画造诣，是难得的复合型人才，多次力邀其出任校长。余绍宋起初以“对学校情况不熟悉”为由坚辞不受，不愿卷入纷争，但在马叙伦“学界需借重长者风范”的再三劝说下，最终勉强应允。
这年12月3日下午，余绍宋按约定前往美专就职，却在校门口遭遇十余名学生拦阻。学生代表呈交公函称“全体会议决拒绝”，要求余绍宋“勿就职”。据《余绍宋日记》分析，这些学生多为“去岁被斥之生，品行绝坏者，平日陈延龄各给津贴，盖有意使彼捣乱”。
事件发生后，马叙伦迅速通过教育部表态支持余绍宋，12月11日致函慰留：“若夫辞职一节，适启纷争之风，念蒙品诺于前，务望玉成于后。”但学生反对声浪持续，北京报章相继出现“反对更换校长”“欢迎绍宋到校”“教职员维持现状”等对立广告。尽管马叙伦持续斡旋，与各方沟通协调，但余绍宋目睹学界的混乱与腐败，拒任态度坚决。
12月下旬，美专校长之争逐渐平息，余绍宋在日记中反思：“学界亦复如此腐败，茫茫天壤真无立足处矣。”
1928年，余绍宋定居杭州后，见当地文化活动凋敝，遂与马叙伦商议重振书画风气。经马叙伦引荐，余绍宋先后结识高鱼占、孙智敏、王禔等杭城书画名家。在此基础上，余绍宋发起成立书画学术团体“东皋雅集”。“东皋雅集”以“书画为媒，存金石之趣，扬浙派之风”为宗旨，每月必有数会，会上社员们读书论文，探讨书画理论与技法；吟诗作画，相互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在雅集的带动下，杭州的书画氛围日益浓厚，许多年轻后辈也因此获得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时至1937年日寇侵华，国土沦陷，社友们或流离失所，或投身抗战，“东皋雅集”才被迫终止了活动。其前后持续了近10年，据《余绍宋日记》介绍，共集会460多次。
学术砥砺：相互扶持助力知识探索
马叙伦与余绍宋皆为学养深厚之人，在学术道路上，他们相互扶持，共同进步。马叙伦一生治学严谨，在文字学、金石学、训诂学、老庄哲学、诗词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其著作《庄子义证》对庄子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在学界影响深远；余绍宋则在史学、方志学、书画理论等方面造诣颇深，他所著的《书画书录解题》是中国书画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们的学术专长虽各有侧重，但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在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1929年，余绍宋为马叙伦的《庄子义证》绘制卷首庄子像。1935年，马叙伦则为余绍宋主编的《东南日报》“金石书画”副刊题刊头，以书法艺术为该副刊增添文化韵味。两人在学术与艺术的跨界合作中，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1929年10月，余绍宋托马叙伦向江南第一图书馆借书，马叙伦代借到《熙朝书家姓纂》《明画姓氏韵编》《武林书画小传》《珊瑚网画品》四种古籍。这些古籍都是研究书画史的重要资料，为余绍宋的书画理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支持。1930年，马叙伦又代余绍宋向南京江南图书馆借阅《隶八分辨》，该书对隶书的辨析极为细致，为余绍宋的书法创作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同年，马叙伦将自己的著作《庄子义证》赠送给余绍宋，余绍宋认真研读，两人围绕书中观点展开深入探讨。马叙伦从哲学角度剖析庄子的“无为而治”，余绍宋则结合史学背景解读庄子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庄子思想的内涵与价值，在思维的交锋中，拓宽了对学术问题的认知视野。
此外，他们还时常在书信往来中分享自己的学术心得与研究进展。马叙伦在文字学研究中的新发现、对古籍版本的考证见解，余绍宋在史学研究中的新视角、对方志编纂的思考，都成为彼此交流的重要内容。
动荡岁月：政治立场上并肩同行
在旧时代的政治漩涡中，余绍宋和马叙伦都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1926年，余绍宋因在三一八惨案中支持学生，同时也在“金佛朗案”中主持公道，被段祺瑞执政府免去司法部次长职务。这一事件展现出他对正义的坚守和对官场黑暗的不妥协，此后，他逐渐远离政治纷争，专注于文化艺术事业，在乱世中寻求一方宁静的精神家园，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自己的理想。
马叙伦则从早年起就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与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时，他被推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书记、北京大中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积极声援学生运动。1926年5月，马叙伦因抗议北洋军阀段祺瑞镇压学生制造三一八惨案，揭露军阀政府的暴行，与李大钊一起遭到“通缉”。后来马叙伦在学生的帮助下得救，潜回浙江，但他并未因此退缩，对黑暗势力的抗争始终铭记于心。
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社会陷入了更加动荡的时期，马叙伦与余绍宋在政治立场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携手并肩，为国家的和平、民主而努力。
抗日战争期间，马叙伦隐居上海，身处困境却坚守民族气节，秘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影响力，在隐蔽战线为抗战贡献力量。余绍宋同样忧国忧民，其诗作《寒柯堂诗》中，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爱乡之情。1945年日本投降，余绍宋欣喜若狂，写下《云和大坪闻日本投降口占二首》，“夜半俄闻敌已降，起来颠倒着衣裳”，生动描绘出他得知胜利消息时的激动与喜悦。他们的爱国之心始终同频共振，为民族的解放而欢欣鼓舞。
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并未如人们所期盼的那样走向和平。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发动内战，独裁统治的野心昭然若揭，百姓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再次面临破灭。马叙伦挺身而出，积极投身民主运动，于1945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力于推动民主政治的实现，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他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
同一时期，余绍宋虽已远离官场，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丝毫未减。1949年1月，他被公推为浙江省人民促进和平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委员会名义致函国共两党，呼吁和平谈判，避免生灵涂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行为的不满。
从1906年初逢于江山，至1949年余绍宋病逝，马叙伦与余绍宋近半个世纪的情谊，在岁月的磨砺中愈发醇厚。回顾这段情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的惺惺相惜，更是民国时期众多仁人志士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不懈努力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