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勇
我们既不是田野里奔跑的农村娃，也不算是繁华街区长大的城里孩子。我们的家园，大多扎根在城乡接合部。从呱呱坠地在职工医院，到蹒跚学步进入厂办幼儿园，再到背着书包走进子弟学校——人生的起点，仿佛早已被刻印在这片厂区的脉络里。若非社会职能移交地方，许多人的一生，连同下一代的轨迹，或许都会在这个封闭的循环里延续。我们是“大厂子弟”，或“厂矿子弟”——一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烙印。
在全国，这样自成一体的企业“王国”并不少。虽然地处城市边缘，厂区内的生活设施却颇为完备，是当时令农村人向往的“小社会”。在这里，同学间的联结简单而纯粹：父母不是这个分厂的职工，便是那个车间的骨干。子弟学校里，鲜有与厂矿毫无瓜葛的外来者。
这种环境，无形中塑造了我们单一而狭窄的视野。除了少数天资聪颖、奋力考入大学的佼佼者（他们大多一去不返），多数人早早认定了自己的命运：读完厂办的技校，然后顺理成章地进厂接班。老师们对此心照不宣，仿佛一种集体的默契。偶有年轻教师试图打破这茧房：“为何非守着厂技校？去省城的技校，将来分配到外面，见见世面不好吗？”回应者寥寥。当工人，当然是在家门口最安稳。
我的轨迹与纯粹的厂矿子弟略有不同。小学时，我曾在城里就读。然而，小升初前夕，一纸通知揭示了尴尬：我的厂区户口竟不属于“城里户口”。于是，我和来自其他县区的同学一样，获得了“考两次”的“特殊待遇”——这消息，考前两天才砸到我头上。这段插曲，意外地让我拥有了一批真正的城里同学。
为何提起这段？因为招工成绩在食堂门口公布那天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我骑着自行车去看榜，竟在人群中发现不少熟悉的面孔，少年时期我认识的那些城里的小学同学，他们渴望挤进国企的大门。这场景与我们截然不同：厂矿子弟考工，是为了在板上钉钉的进厂资格中，靠排名挑个好岗位；而他们，是在为一张珍贵的入场券奋力一搏。最终，长长的名单里，只有两三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新工人军训的队伍中，与我并肩。
厂区内部悄然存在着鄙视链。干部子女自带光环，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也颇有优越感。然而，当他们真正走出厂区这个温暖的茧房，踏入广阔而复杂的社会，才猛然发觉：外面的世界，盛开着诱人的鲜花，也布满了未曾预料的荆棘。
这份独特的记忆，这份对厂区“小社会”的复杂情感，或许只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子弟体会最深。我们成长的年代，恰逢厂矿的鼎盛时期——它提供的环境、保障与那份笃定的安全感，曾让地方上的生活相形见绌。时移世易，辉煌褪去，唯有那方天地里的旧日光影，化作心头最深的怀念，带着一丝微甜的怅惘，在时光里静静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