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考察仙霞古道的仙霞岭地区农业演变史时，无意中接触到一个冷知识，也是历史上持久争论的热点：山区该不该种玉米？
这样的问题也需要争论吗？相信不少读者也跟我一样前所未闻，笔者且梳理其来龙去脉，以飨读者同好。
一
争论牵涉到如何看待所谓“哥伦布大交换”的最重要礼物，即美洲作物，尤其是玉米。争论分为两派，肯定积极因素者认为，美洲作物养活了巨量的人口，促进了人口增长，而持消极因素为主者则认为美洲作物导致了生态破坏（尤以玉米为甚）。争论时间长近百年，从清嘉庆年间开始，历经道咸同光四朝，至宣统年间趋于消弭。争论之热烈，颇类似于当今如何看待转基因作物，以致清廷不得不公开表态。
清嘉庆六年（1801），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发出告示禁种玉米：“除外来棚民逐渐禁止外，本地方居民，概不许再行栽种，违者重究。”有记载称，违者照违制律治罪，包括杖责、流放等。开垦种玉米至五十亩者，发边远充军，不到五十亩者，没收部分或全部财产，惩罚不可谓不严厉。
二
阮某堂堂一省巡抚，为什么要和玉米过不去呢？这就得讲一讲玉米的前世今生。
原来玉米和番薯、马铃薯一样，产自美洲，统称美洲作物。在15世纪末，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开始传到欧洲，后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明朝嘉靖十年（1531），到万历年代（1573—1620）已遍地开花。明代杭州文人田艺衡（1524—1574）的《留青日札》中对玉米有如下记载：“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 他不仅解释了其“御麦”名称的由来，还提到当地有许多人种植玉米。
话头回到仙霞岭地区的农作物种植情况。
仙霞古道的主体仙霞岭山区多为崇山峻岭，平均海拔千米左右，而且山岭重叠，加上土质和气候因素，不适合种水稻。因此，水稻对山民没有吸引力。
玉米在福建种植之后，很快就传向与之毗邻的仙霞岭地区。万历八年（1580），又从菲律宾传入番薯。这些作物的传入给中国带来一场粮食革命，山区流民视玉米为“救命粮”，并促使进山移民的速度加快。据《廿八都志》考证，廿八都最早的始迁祖迁于万历年代就是这个原因。此后，仙霞岭人气大增，仙霞古道日趋繁荣，行旅的配套服务日益完善。仙霞挑夫在万历年代应时而生，仙霞古道也因此得以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行列。可以说，玉米功不可没。
三
但是，朝廷很快就发现美洲作物尤其是玉米是一把双刃剑。早在乾隆《开化县志》就有记载：地方士人认为“苞芦（玉米，下同），近年处处种之，可以代粮，然开邑田地山场，因此多被水冲塌，似宜禁”， “种植苞芦，每年翻犁土松，易于冲泻，于农田河道均有妨碍”。
阮巡抚在告示中的禁种的理由是，“棚民典种山地，唯苞芦一项，苗壮根长，必须掀动砂土。一经雨水冲激，溪河每致淤积，地方屡受水患”。
禁则禁矣，但架不住人口急速扩张，山民需要粮食。玉米耐贫瘠、产量高，填补了主粮缺口。玉米在其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是山区流民自给自足的食粮，解决了果腹之忧。嘉庆二十年（1815年），浙江巡抚颜检在上奏中提到，“虽经阮元饬属查明租限已满棚民，驱逐回籍，租限未满者押令改种其他作物，并严禁本地居民出租山场，但棚民旋去旋来，玉米种植行为骤难禁绝。”
可见，玉米能在山区、丘陵生长的特性，推动了大规模的“山地开发”，推动了百姓从平原向山地移民，出现了人口（清代中期的人口从1亿增加到4亿）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局面。山民从微观需要出发，朝廷从宏观管理出发，都无可厚非。行政命令与民生利益直接冲突，且山地地形放大了监管难度，最终以“禁而有利”“管而难控”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