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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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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报纸名称:衢州晚报

细菌战的危害至今仍在延续,要用记录对抗遗忘

日期: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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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04版:特别报道       上一篇    下一篇

  记者 周芸 文/摄

  9月3日,中国出版集团统筹旗下单位发布推荐书单,精选兼具史料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抗战主题出版物,致敬历史与先烈,传承抗战精神。南香红所著的《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入选其中。

  南香红是资深媒体人、非虚构作家,她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曾任《新疆日报》记者、《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中国财富》杂志主编。她的非虚构作品将新闻的客观准确与文学的生动表达相结合,被学者们称为“中国式特稿”,已出版《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等专著。

  自2002年因采访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结识原告团团长王选后,南香红便持续深耕细菌战历史研究领域。此后23年,她几乎走遍了被细菌战蹂躏的中国村庄,远赴日本追踪诉讼历程,最终完成了长达64万字的非虚构著作《没有结束的细菌战》。这部作品呈现了遭受日军细菌战侵害的中国百姓两三代人、几十年未曾疗愈的历史伤口,真实再现了历史的众多细节与不为人知的真相。

  为什么说侵华日军细菌战还没有结束?持续23年的细菌战调查研究中,她看见了哪些真相?继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以告慰历史?日前,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对南香红进行了专访。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是什么机缘开启了您持续23年对细菌战历史的追踪与调查?又是什么成为推动您坚持下来的重要动力?

  南香红:我撰写《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源于2002年执行《南方周末》采访任务时与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原告团团长王选的相遇,由此踏入了那段黑暗的历史。

  彼时我对细菌战一无所知,王选“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句话,深深震撼了我。日军731部队的暴行令人发指,中国民众被当作“圆木”进行人体实验,无数生命惨遭摧残,但人体实验的目的是制造细菌武器,用来秘密攻击中国的城市乡村。在后续的采访中,我才将731细菌工厂和细菌战联系起来。在沿着当年遭受细菌武器攻击的浙赣线采访时,我见到许多疑似炭疽感染的“烂脚病”老人,他们的痛苦让我真切感受到,细菌战的危害至今仍在延续。

  细菌战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国是首个遭受大规模细菌武器攻击的国家,这段历史却被人为掩盖了近半个世纪。相较于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细菌战幸存者却在孤独与悲哀中离世,这让我深感痛心。

  作为记者,我深感有责任与使命记录这段历史。我能做的事情有限,唯有记录,也唯有记录能够永存。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了解细菌战的真相,看见受害者的故事,体会他们的痛苦与坚韧;同时也希望引发人们对细菌战的关注,推动人类就真正禁止生化武器达成共识,避免历史重演。我坚信,正视历史才能走向未来。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您耗时23年完成《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在调查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您是如何突破这些阻碍的?

  南香红:对记者而言,遇到有价值的题材需铭记于心、持续关注其动态并长期跟踪。职业生涯中,不应仅局限于日常报道任务,而应选择自己感兴趣且意义重大的选题深入挖掘,即便选题看似微小,也可深耕。

  这部书的难点首先在于体量:规模远超我以往的作品,需采访多方人士,并消化大量资料与档案。我以1931年为起点,逐年编纂大事记,将各时期相关事件纳入其中,便于查阅;同时对资料进行细致分类,这些基础性工作耗费了大量精力。此外,采访的统筹与写作架构的搭建也颇具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王选与我共同审阅书稿达5次,她的帮助对我突破难点起到了重要作用。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书中既还原了战争时期的细菌战暴行,也记录了20多年来的民间对日诉讼和维权。为何选择“诉讼”作为贯穿历史与现实的线索?这对呈现细菌战的“未结束性”有何意义?

  南香红:诉讼是贯穿全书的主线。细菌战是历史,诉讼是现实,从近期发生、更易引发关注的现实切入,由诉讼牵引出历史,是更为自然的叙事方式。

  诉讼的意义深远,它推动了原本沉默的原告与受害者站出来主张权利,也带动了部分相关方参与历史梳理与调查。例如,义乌的受害情况由受害者与原告自行整理,衢州的受害者名单则由邱明轩等志愿者逐一寻访确认。这一过程唤醒了民间的历史意识,营造了讲述这段历史的公共场域:如常德的张礼忠绘制自身经历的“细菌战图谱”并撰写家史,常德李家湾的村庄建立纪念碑,衢州也有类似的历史呈现载体。

  此外,诉讼还带动了细菌战调查的深入与“烂脚病”受害者的治疗,形成了清晰的现实脉络。从这一现实脉络切入历史,能避免单纯讲述历史的疏离感,通过现实与历史的交织,更生动地呈现细菌战的“未结束性”,这段历史的影响仍在延续,相关议题尚未尘埃落定。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衢州是细菌战重灾区。从史料来看,日军在衢州实施细菌战的具体手段、影响有哪些典型特征?与其他受害地区相比,其特殊性何在?

  南香红:据已发现的日军资料,衢州是中国首个遭受日军秘密空投鼠疫跳蚤攻击的受害城市。发生在1940年10月4日的这次攻击中,日军史无前例地投放了8公斤鼠疫跳蚤,且沿主街道撒播。从战略地位而言,衢州地处四省通衢的交通要道,攻击此地完全符合日军作战理论,即针对军政要地与交通枢纽进行打击。同年10月27日,日军又在宁波实施了空中投放。

  衢州的防疫工作与宁波、常德存在显著差异,其难度尤为突出。宁波作为商业大港,在发现细菌投放后,采取了果断措施:立即封锁疫区、构筑高墙,并集中全市力量焚烧受污染区域,且其投放量为2公斤,投放规模小于衢州。而衢州的细菌投放区域多为民宅与街道,无法效仿宁波的焚烧方式,防疫工作耗费了极大精力。

  从防疫角度看,衢州是极具典型性的案例:采取了封锁疫区、建立医院、设置隔离点、追踪带疫逃亡者、交通管制、灭鼠等一系列措施,并多次召开防治鼠疫委员会会议,集结军政、媒体、宗教等社会各界力量协同应对。即便如此,疫情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例如杨大方的父亲便在次年鼠疫复发时感染去世。

  此外,衢州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其地理位置与人口流动上。衢州多次被日军占领,且是逃亡难民的集中地,来自浙江及其他省份的流动人口大量涌入,人们本以为这里是安全区,却不知已遭细菌战攻击。衢州的鼠疫防治工作从1940年持续至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防疫部门可能仍在进行鼠疫监测工作。

  衢州的特殊性在于既饱受战争之苦,又长期承受细菌战的持续影响;防疫过程中边实践边总结经验,从最初的无措到持续应对,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轨迹。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目前日本政府仍否认发动细菌战的历史。您认为哪些证据可以揭穿其谎言?

  南香红:最有力的证据是历经10年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案,日本法院已全面认定中国原告方提出的日军细菌战加害及中国平民受害的史实。近年来,这一判决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细菌战攻击与疫病流行之间的关联链条本身具有隐蔽性,且投放行为与疫病暴发的因果关系难以直接佐证:当时国民政府应对慌乱,档案资料不全,缺乏直接证据;例如常德虽进行了尸体解剖,但报告书显示,带回的样本未检测出活性病菌,关键链条断裂,使得日方得以狡辩。

  而日本法院的判决明确认定:衢州、宁波、常德等取证地区的原告举证及死亡人数均属实,日军确实实施了细菌战,且日本政府的行为违反国际法、构成反人道罪,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日本政府负有国家责任。该判决未支持赔偿,是因日本法院援引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认为中国已放弃赔偿要求,但这一判决对诉讼涉及区域的细菌战事实作出了认定。在日本三权分立体制下,法院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研究深入,新证据不断涌现,如《井本日记》《金子顺一论文集》等。加之在世原告的证言、诉讼中留存的口述与影像资料,以及各地建立的纪念碑、纪念馆、个人家史、整理的防疫档案等,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经过近二三十年的努力,这段历史已从尘封中逐渐清晰,证据足以证实细菌战的真相。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如今距细菌战爆发已80余年,您认为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的认知现状如何?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该如何避免细菌战历史记忆被遗忘?

  南香红:近年来,了解细菌战历史的人有所增加,但仍显不足。前几年,我接触的各年龄段人群中,知晓细菌战的人寥寥无几,这与细菌战的隐蔽性及历史梳理的不足有关。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出版后,反响超出预期,例如在年轻人聚集的小红书平台,有不少人写书评推荐,豆瓣评分也有9.3分,这让我备受鼓舞,也印证了书籍存在的意义。写作时,我刻意避免堆砌资料,追求强故事性,非虚构写作本应有人物、有场景、有细节,让人物鲜活起来。我曾担心题材过于沉重而读者寥寥,编辑却反馈“多年未见过如此令人心潮澎湃的书”,这让我倍感惊喜。

  要让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需更好地讲述历史,使其更易被接受。正如美国围绕二战拍摄了诸多精彩影片,我们也应通过生动的方式呈现这段历史,吸引年轻人主动接近与了解。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书名《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寓意深刻。在您看来,细菌战的“未结束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除诉讼外,还可以在哪些层面持续行动以告慰历史?

  南香红:《没有结束的细菌战》这一书名,正是源于对事件未终结状态的认知。目前,日本政府仍未承认细菌战,大量关键档案,如已被雪藏封锁的《井本日记》原本尚未公开,细菌战的完整面貌包括实施次数、波及范围、死亡人数等,仍属未知,亟待深入调查。针对衢州的情况,可开展有针对性的分主题调查,包括口述历史采集、战争细节考证等。

  此外,细菌战未获日本政府承认,受害者未得到正式道歉与赔偿,国内研究也需进一步深化。以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为例,日本政府最初公布的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为8万,民间对此存疑,遂由律师、记者、市民组成调查团队,最终确认死亡人数达50万,并提交联合国核查,该数字于20世纪70年代末获联合国认可。相较而言,细菌战的调查除诉讼涉及的死亡人数外,更大范围的调研尚未展开,目前所见仅是冰山一角。

  未来仍有诸多工作要做,需要更多年轻人与学者投身实地调查,揭露历史真相,中日官方也应就细菌战问题加强政治对话,至少推动相关档案公开。

  对历史的铭记与捍卫,从来不是“过去时”,而是关乎人类未来的“进行时”。我很高兴看到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这次与电影《731》导演赵林山联合发起大型公益行动,推动细菌战历史记忆的传承,这体现了媒体和电影作为公共媒介的社会责任。遗忘是对历史真相的背叛,是对遇难者的亵渎,历史记忆不能断裂,这场公益行动和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都一样,都是在保卫我们的记忆。重新认识那些宏大叙事之外的个体创伤记忆,可以让我们更能理解,细菌战的记忆对于民族记忆,对于世界记忆意味着什么,可以让我们更能领悟,为什么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