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雄
8月底，沉寂了两个月的校园，又迎来了拖着行李、提着箱子的学生，他们成群结队走着、嬉闹着。看到他们，我想起40多年前上小学的情景。
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农村姑妈家七年，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我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把我从乡下接到城里。父亲是城市户口，母亲是农村户籍，那时孩子户口随母亲，我便成了住在城里的农村娃，上学成了难题，年近五十的父亲愁白了头。一向硬气的父亲只得托人“跑关系”，我读书的事儿在8月底总算有了眉目。
报名那天，母亲早早喊醒了我，让我穿上新衣服，絮絮叨叨叮嘱：“老师问话要答清楚，嘴甜些，反应快些……”想到终于可以去读书了，我哪里还听得进母亲的唠叨，赶紧背上书包，坐到父亲二八自行车的三角架上，催促赶紧出发。一路上，呼呼的风声从耳边吹过。路上，熟人见了就问：“嗨，老陈啊，你家小儿子也要上小学啦？”父亲“哎——哎——”应着，同我一般喜形于色。
父亲带我去的是师范附小。校门两侧的毛竹长得整整齐齐，叶上还挂着晨露，风一吹沙沙响，像在欢迎我。报名处是一间白墙平房，一位戴眼镜的女教师坐在桌前，温和地问我的名字、家住哪里、上的是哪个幼儿园。一开始我回答得还比较流畅，后来让我数数，我就紧张了。从小我就对数字犯怵，数到65便卡了壳，怎么也想不起下一个数。站在一旁的父亲比我还着急，手指在背后偷偷比画，见我还是发愣，索性伸出两根大拇指和两根小拇指。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便按照父亲的手势，报出了22，然后机械地数“23、24、25……”数下去。报名处的老师见我涨红了脸，笑着摆摆手，让我回去等通知。回家路上，父亲一改来时的慈祥，沉着脸，心事重重。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全家人不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开学第一天，我又闹了笑话。开学典礼后，班主任让每个同学自我介绍。轮到我时，我说我会做家务、洗碗、烧粥。可能是紧张的缘故，也可能是我还留着农村的口音，说的“粥”听起来就像“猪”。于是，有同学故意笑着问：“烧猪是啥意思，你家养猪吗？”说完，惹得全班哄堂大笑，羞得我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接下来，我们去参加劳动，老师让我们比赛搬砖头。一想到校舍建成后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新教室里读书，同学们积极性很高，我也不例外。虽然我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强壮，但是儿时的农村生活培养了我熟练的劳动技能。我一口气搬了五十多块砖头，同学们看到都惊呆了，老师也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让大家向我学习。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自豪。那个时代，劳动教育是学校的必修课，“劳动最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
40多年过去了，那个不会数“66”的淘气小男孩，已经成长为一名高校教师。每年开学季，看着新生走进校园，我总会想起那个早晨，父亲的自行车铃声、毛竹叶的沙沙响，还有那只装着半块橡皮，却像装着整个世界的帆布书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