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啸 龚舜
作为长期从事侵华日军生物和化学战历史研究的学者，出生于1974年的松野诚也，近年来频频向中国各地的研究机构和历史展馆捐赠他发掘出的日军罪行实证史料，每次都会郑重附上自己的寄语：“日中友好，日中不再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对此称赞道：“中方赞赏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揭露和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
今年4月，松野诚也第四次到访衢州。通过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战史研究会会长王选女士的翻译，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是什么契机吸引您投身于研究侵华日军生化战历史？
松野诚也：我读高一的时候，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上面说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有着“日本东京审判研究第一人”之称的粟屋宪太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发现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这一发现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过去一直认为二战中没有使用过化学武器。
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立即给粟屋教授写了一封信，想知道这背后的更多真相，比如日军为什么要在中国发动化学战？粟屋教授很快给我回信，告诉我详情可以查阅他与吉见义明教授合著的《毒气战相关资料Ⅰ》一书，他还随信寄来了该书的资料解说部分复印件。
经过一段时间勤工俭学，我终于攒够了钱买来《毒气战相关资料Ⅰ》进行仔细研读，甚至还把书中所引用的文献也全部买来读完。在此期间，我和粟屋教授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表达了我阅读后的感受，他邀请我去他的工作室参观交流。
见面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作为历史研究者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粟屋教授说“在于揭示历史真相”。后来我经常去拜访他，他每次都会勉励我“一定要追求历史真相”。
我相信，自己之所以会投身研究侵华日军生物和化学战历史，正是源于粟屋教授给予我的启示。日军犯下了大量秘密罪行，我的使命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进行还原揭露，让世界知道真实的历史，推动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问题的认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回顾您30多年来的研究历程，您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松野诚也：我在大学本科期间，专注于研究侵华日军化学战历史，1997年与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教授合编了《毒气战相关资料Ⅱ》。从研究生课程开始，我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侵华日军生物战历史也就是细菌战历史。
实际上，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即由于日军战后的销毁和藏匿，现存史料特别是第一手档案文献严重不足。尽管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等机构会定期披露档案文献，但涉及敏感内容时会遭到各种利用限制，如“不允许外借、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拍摄”等。研究者只能在资料室里自己看，有时很难将其作为证据公之于众。
即便如此，我坚信只要用心发掘，总会打捞出那些被藏匿和忽视的历史碎片。毕竟，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有关侵华日军的罪行，只是冰山一角，我会专心做好这件事。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历史学者需要重返历史现场，用脚步溯源历史的存在。您也多次来中国实地调查，有什么感悟？
松野诚也：开始研究侵华日军生化战历史后，我到访中国的频率不断增高。虽然去过很多地方，但几乎没有时间旅游观光，总是不断地往来于研究机构、历史展馆、受害现场等地。
1999年夏天，我加入了粟屋宪太郎教授领衔的调查团，到中国山西发掘日军毒气战真相，展开田野调查，这是第一次到中国，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海外之行。2000年秋天，我们再次前往山西补充调查。两次山西之行，一共采访了50多名毒气战受害者和亲历者，相关研究成果后来汇编成书先在日本出版，其中文译本《毒气战：日军在华暴行调查》最近也出版问世。
2002年2月9日，我和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医学博士、细菌学专家中村明子等人组成日军细菌战浙江受害地区访问团到衢州进行调查。后来我们又去了义乌崇山村，并在那里度过了中国传统的除夕夜。虽然崇山村深受日军细菌战的荼毒，但那里的村民们依然对我们非常友好，这让我很难忘。
今年4月，我应邀来衢州参加中美民间友好交流活动，向衢州捐赠了两份杜立特行动相关史料。我在活动现场开玩笑说，自己应该是第一个在衢州参加中美民间交流活动的日本人。不过我确实认为，研究杜立特行动应该引入日本史料，毕竟当年这段历史是发生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
回顾这些访问中国的经历，我深深地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充分交流，真的非常重要。只有正视历史、明辨是非，才能达成历史共识，进而相互理解、互相尊重，建立携手和平发展的基础。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我知道您为了专注侵华日军罪行研究，辞去了日本的国家公务员，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松野诚也：我于2004年4月进入日本环境省工作，起初是担任事务辅佐员、环境专业调查员，直到2010年我取得明治大学博士学位之后，正式成为国家公务员。供职于环境省期间，虽然本职工作忙碌，但我还是没停止对日军生化战真相的研究。只是长此以往，我渐渐发觉由于牺牲了睡眠时间，身体健康受到影响，最终还是耽误了本职工作和历史研究。经过慎重考虑和抉择，我下定决心于2022年8月辞去公职，专心从事历史研究。
辞职后显而易见的就是经济压力，比如购买珍贵史料等都要花费高额费用，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利用个人积蓄。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衷心感谢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吉林外国语大学聘请我为教授，支持我开展研究。
近年来，我在日本先后参与出版了《陆军登户研究所关系资料》《验证 100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细菌战研究》等著作。今年8月，我将在日本出版《“野战防疫给水部”相关资料集》，该书同时还配套了我撰写的解说册子（第1卷和第2卷），计划到2026年8月前，出版至第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