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毛慧娟 李啸
30年来，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数十次来到中国调查和搜集证据，无偿帮助包括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在内的中国战争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终日为真相和和平而战。
从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以下简称细菌战诉讼），到“重庆大轰炸”诉讼案，再到发起“中国文物返还运动”，一濑敬一郎在注定坎坷、注定艰难的“长征”路上，揭露被掩盖的真相，讨回迟到的正义，默默承受着来自日本国内的嘲讽和质疑，经受着身心俱疲、岁月磨砺的考验。
许多年以前，一濑敬一郎在美国见到了《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张纯如女士，他在介绍中称自己为倭寇。得知原委后，张纯如却赞誉他：“你是拯救倭寇灵魂的英雄！”
的确，正如张纯如所言，执着于帮中国人告自己政府的一濑敬一郎，从来都不是“背叛”而是救赎。他用日渐沧桑的背影为更多日本民众做出了正确的示范——历史不会发声，但真相不应沉没，记忆可以消褪，但灵魂不能出卖。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诫日本政客：错了就是错了，事实就是事实，应该道歉就必须道歉，这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原则。一个不敢真诚反思侵略历史、检视黑暗罪过的政府，只会重蹈战争覆辙，再度重演人间悲剧。
作为衢州人民的老朋友，一濑敬一郎第一次来衢州是在1996年的夏天。时隔29年后的又一个夏天，一濑敬一郎再次重访衢州。
现年77岁的他，即便是酷暑中还是一身正装，不失职业律师的严谨风范，每到一处，他都会认真提问和做笔记，并手持数码摄像机全程记录拍摄，但步履之中已显蹒跚。
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长王选与一濑敬一郎相识于细菌战诉讼，王选是诉讼案的中国原告团团长，一濑敬一郎是中国原告团的日本律师团事务局局长。在王选看来，一濑敬一郎与细菌战诉讼结缘似乎也是命运注定，“日军对衢州的第一次鼠疫攻击发生在1940年10月4日，8年后的10月4日是一濑出生的日子，从生肖上来说，他也是属鼠的……”
一濑敬一郎为何选择一条与中国战争受害者并肩前行的道路？细菌战诉讼的下一步将向何处去？通过王选的翻译，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与一濑敬一郎进行了对话。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一濑先生您好，您是衢州人民的老朋友了，您上一次来访时还是2018年，时隔7年故地重游，留下了什么印象？
一濑敬一郎：每次来衢州，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但也有不变的地方，比如城市里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还是保存得很好，显示出人们对历史的敬畏。
日军曾对衢州犯下了严重的细菌战罪行，世界应该记住这段历史。在当年细菌战对日诉讼中，衢州原告的很多重要证词都被法庭采信，促进了最终的事实认定。
此行我也参观了经过新一轮改造提升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过去我知道经常会有中小学生来参加衢州陈列馆的活动，但现在看到孩子们还担任起讲解员的角色，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不久前，我刚刚去过湖南常德，这次又来衢州和义乌，就是想看看细菌战诉讼结束18年后，原告代表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他们还有什么想法？
遗憾的是，我发现很多原告代表已经去世。比如江山的原告代表只剩下郑科位和金效军。郑科位已经97岁了，但我感到他内心依然怀有坚定的意志，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希望剩下的原告代表以及所有细菌战受害者的后人，不要因为诉讼结束而沉默，应当继续紧密联系，团结在一起，站到前台发出声音，要求日本政府全面承认细菌战历史事实，不要重蹈覆辙。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我们知道您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讨公道的事业中，这背后是什么原因触动了您？
一濑敬一郎：我父亲曾中断大学学业，被征召加入侵华日军，战后不愿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虽然他不是军国主义者，但在审视战争责任等问题上，我们两代人是有不同看法的。
我的大学时代，正值日本战后社会运动的巅峰期，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反对战后美日同盟的“安保斗争”，我读书时在校外参与过这些运动，由此形成了追求和平的反战思维。我成为执业律师后，也经常投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公益诉讼。
1995年8月，我借着到北京大学交流的机会，专程赴哈尔滨参加首届731部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我听到日本和平人士报告了前往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提到当地村民早于1994年10月就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提交了联合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就细菌战问题进行谢罪赔偿，但日本政府居然无动于衷。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突然觉得自己作为日本律师，或许能帮助这些中国村民讨回公道，于是就加入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开始了细菌战诉讼的漫漫长路。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和理解细菌战诉讼的意义？
一濑敬一郎：我觉得这场诉讼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司法途径确认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事实存在，这对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诉讼相当于一场揭露细菌战真相的总动员。中日两国的学者、专家、律师围绕细菌战受害情况进行田野调查和证据搜集，一些学者还携带调查结果出庭作证。最后由180名受害者组成的中国原告团，其实就反映了细菌战受害规模之大、程度之重，他们中的代表分批出庭举证，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证据链，使受害事实不容辩驳。
特别是诉讼过程中，日本律师团还向法庭申请对日军加害铁证《井本日记》进行证据保全，为此与被告代表展开激烈辩论，并成功动员了原第731部队成员松本正一、筱塚良雄等出庭作证，将诉讼一次次推向高潮。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细菌战诉讼已经结束了，您觉得中国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接下来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
一濑敬一郎：如果说我们发起细菌战诉讼的最终目标是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的历史事实，那么这个任务的完成程度其实只达到了60%，目前承认事实的是日本的司法系统，但法庭之外的日本行政系统依然没有正视历史，所以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比如可以发起要求日本政府公开《井本日记》的诉讼。《井本日记》原先一直保管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自1993年被学者吉见义明发现并抄录后，便被日本政府隐藏了起来。既然日本政府声称没有显示731部队活动详情的资料，那就先把《井本日记》公开，以此为突破口，迫使他们承认。
总而言之，我希望中国细菌战受害者遗属要频繁地向日本发出声音。今年4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访问了冲绳，与当地和平团体进行交流。我们也在筹备到冲绳举办侵华日军浙江细菌战史实展览，届时欢迎浙江的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一起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