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毛慧娟 龚诚良
讲述人：池素娇（侵华日军丽水细菌战受害者）
我叫池素娇，出生于1934年。侵华日军投下的炸弹，炸毁了我的童年：他们发动的细菌战，带走了我幼弟的生命，我也差点死在1945年的5月。日军在丽水犯下的反人类暴行，那是我一辈子的噩梦，我不能忘，也不敢忘。
我梦到过很多次
每次都在恐惧中惊醒
我是家中的长女。小时候，我家里条件还是很好的，外公是做生意的，在他的提携帮忙下，我家在市区括苍街那一带经营烟丝店，家里的房子也是很好的。那时我们住在白墙黛瓦的老宅里，屋檐下常晒着金黄色的烟叶，店铺前石板路泛着油亮的光。可这一切，都在日军的轰炸机掠过后化作了漫天烟尘。
1942年夏夜，刺耳的空袭警报划破安宁。爸爸妈妈带着我们逃到了乡下，远远听见炮弹如冰雹般砸落。等我们返回时，家里的房子已经化为焦土。母亲和奶奶跪在废墟前痛哭。我们几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就看着家里的大人用茅草重新搭起了歪歪斜斜的窝棚。
但不久后，这个窝棚又被日军炸掉，家里所有的东西被毁了，全家人都只能去讨饭了。外公的家也遭到轰炸，万幸的是，他们都提前逃难了。
后来，日军地面部队进入丽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逃难，我们一家人躲到乡下。有一次，我们躲在一个山沟的桥洞下，日军从桥上走过，传来“咔哒咔哒”的脚步声音，爸妈捂住我和弟弟的嘴巴，我们都很害怕。这样的场景，后来我梦到过很多次，每次都在恐惧中惊醒。我心里有无穷的恨，这是一辈子的阴影。
“万人坑”里埋着爱笑的弟弟
更恐怖的灾难在1945年5月袭来。有一天，母亲在马桶边发现了一只僵死的老鼠，结果当晚她便开始发烧，烧得神志模糊。那时候我才11岁，背着其中一个弟弟去母亲床前探望，母亲虽然发烧得厉害，却还不忘提醒我们赶紧走，说别被她传染了。
果然，那天晚上，我和弟弟也开始发烧。奶奶赶紧带着另外一个弟弟躲了出去，爸爸则到处奔波，寻医问药。一位医生来家里看了，说我们得了鼠疫，接着就有穿白大褂的人来我们家消毒。
我们并排躺在家里的床上，等待着命运的宣判，每个人的大腿上都凸起鸡蛋大的硬块，皮肤烧得感觉能烙饼。
爸爸到处去找药，可那段时间，丽水到处都是疫区，很多人都生病了，包括我家所在的街区，很多地方被直接封闭起来，不准人进出，每天都有人死去，死亡的恐惧蔓延在空气中，特效药很难找也很贵。听说当时特效药要100公斤谷子才能换一份，可是家已经被炸没了，我们就随身带了一点家当，没钱买。
当时我的症状是家里最严重的，烧得糊里糊涂，过了很多天我才醒来，但一起发烧的弟弟已经不见了。妈妈后来跟我说，弟弟被埋到“万人坑”里去了。那年头，好多病死的人都被埋在了那里。
那个整天被我抱着、背着到处玩的弟弟，会朝我笑、会给我鼓掌的弟弟，就那样悄无声息的没了踪影。
后来每次回想起这段往事，爸爸说着说着就沉默了，然后说家里三个人得病，能救回来两个，已经是万幸了。是啊，我和妈妈还活着，我们要为弟弟努力活着，因为侵华日军那么坏，那么没人性，这份仇我们放不下啊！
宿命的烙印与迟来的控诉
因为小时候的这段经历，长大后，我选择了成为一名护士，到医院参加培训班，学了一年就出来工作，后来又去杭州的卫校读书。
1952年5月，为防范鼠疫死灰复燃，18岁的我穿着白大褂和同事们奔赴云和县，去给那里的人打鼠疫防疫针。我们背着药箱跋涉山路，走了五六天才到达目的地。在当地一个潮湿的祠堂里封存酒精时，现场突然起火爆炸，我不幸被烧伤。
此后，我躺在上海一家医院的铁架床上，历经了三年漫长的治疗。
那段时光，我每次皮肤发痒浑身难受时，就会回想起1945年弟弟发烧时的呢喃与痛苦。命运给了我痛苦，也赐予我甜蜜。我和丈夫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同样在这家医院看病的他一直安慰我说：“别怕……”
鼠疫如同宿命一般，纠缠着我，烧伤在我的腿上留下了大片伤疤，仿佛在历史的伤痕上又覆上了新的烙印。我想，自己不能在历史的迷雾中失去方向，一定要弄清楚丽水鼠疫的真相。
这些年来，一听说有日本和平人士来丽水调查细菌战，我就会站出来，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讲述我所经历的苦难。我经常跟我的孩子讲这些故事，我儿子因此很关注侵华日军细菌战，经常代替行动不便的我跟着庄启俭老师，一起去收集丽水细菌战受害者的相关资料。
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准备发起对日索赔诉讼时，我也竭尽全力为去日本的同胞助力。记得在电视上看到日本律师鞠躬说“对不起”时，我突然回想起1945年发生鼠疫前的那个清晨——我和弟弟一起躺在家里的床上，看着清澈的晨光穿过窗户洒在地上。
如果没有鼠疫，弟弟现在应该也儿女满堂了吧。现在，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我家里也已经四世同堂，大家都很有出息。但每次家庭聚会，有孩子问起我腿上的疤痕，我就会跟他们说起我的弟弟，说起侵华日军对中国人犯下的罪。
我们不能忘记，年轻一代更要牢记这段历史，未来继续为那些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的人们伸张正义，还无数冤魂一个公道。